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我的无知和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 知书 No.133

原标题：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我的无知和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 知书 No.133

随着冬季来临，北半球国家又迎来了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爆发。

仅过去一周，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就超过7万例，日均新增死亡病例达到了1300多例。

与此同时，反新冠疫苗人群浩浩荡荡地穿过了布鲁克林大桥，抗议纽约市政府为市政工作人员规定的最后注射期限。纽约市政府曾宣布，如果截止到上周日，本市的警察、消防员、教师等人员的接种率达不到 91%，那么没有接受疫苗注射的人将被强制休无薪假。

10月25日，纽约街头的反疫苗运动。（图片来源自法新社）

上一次让美国 “反智主义”达到高潮的，还是前总统特朗普在疫情记者会的那句：“科学家应该研究是否可通过向人体注射消毒剂来治疗新冠病毒”。

这一番言论把美国卫生系统的专家学者忙坏了，当晚他们纷纷发表紧急通告，警告民众千万不要注射消毒水，彼时还在竞选总统的拜登也发推呼吁大家不要喝消毒水。

谁能想到，如此魔幻的一幕发生在现代社会。而仅仅一天过后，纽约市就出现了30例因不当使用消毒水而进医院的病案。

如今，代表 “精英政治”重新启航的拜登已经就任多半年了，被视为反智主义之一的反疫苗运动却从未停歇。

不仅是美国，也不仅是反疫苗运动，世界各地都在饱受反科学，或“民科”，或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所扰。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相信某些领域的专家学者，且认为即使没有进行过一天专业学习，自己却对大部分学科的运行规律足够了解。

这些现象可以看作为反智主义盛行下的某种表现，但这种群体性思潮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01

深远的反智传统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解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里程碑式著作，它从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多个方面追溯了美国生活中那些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

这本著作在1962年由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撰写，从此，“反智主义”因霍夫施塔特的论述一炮而红。

在书中，他将美国反智主义的根源最早追溯到了宗教传统。北美大陆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怀着狂热的宗教冲动，为了获得防止他们的宗教活动受到干扰，他们用“反智言论”去攻击神职人员、大学教师和律师。

从这时起，知识分子就一直不受美国人待见。

美国的国父之一、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也是著名的受害知识分子，当时有位议员反对其接任华盛顿成为总统，专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杰斐逊“教条式”的领导方式会引发动荡，甚至有可能带来危险。

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美国人认为，这种“智识”不具备实践性，相反，知识分子还要对社会泼冷水，提出批判性的反对意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知识分子是那种用多余的话讲述他未必知道的事情的人。”

02

专家已死，特别是文科

众多反智主义中表现突出的某一种论调就是：文理相争，文不如理。

甚至前段时间“文科生太多会导致国家发展停滞”的话题都登上了热搜，学理的人忙着攻讦文科的实用性和就业率，学文的人则忙着呼叫《死亡诗社》的Captain前来救场。

然而有关文理价值的讨论，在如今学科无限细化的情况下已然成为了一个伪命题。文科包含很多更为实用的学科，如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而理科同样有基础数学、基础物理等纯理论研究。

人们对文科的攻击，更多的是一种对“权威话语”的攻击，也是实用主义的崇拜。

曾经，各项专业领域的知识只能为少数人所接触并掌握，虽然现在依旧是如此，但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成本已降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凡家里通网，人们就可以搜索到任何领域的相关信息，这导致普通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我和医生、律师、外交官等人拥有一样的知识”。即使听起来有些荒谬，但现代社会的人似乎个个都是“高知”。

《专家之死》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教育的商业性，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

商业的发展，也让企业更需要学校培养更有效率、训练更加有素的劳动阶层，企业家更愿意投资兴办职业学校，成立技术图书与实业书籍出版公司，而对高等教育嗤之以鼻。在他们眼中，知识太多会导致人们不安分从而丧失斗志。

而信息传播的便捷制造了一大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在享受由专家创造的高质量现代生活的同时，却抵制专家对社会问题提出的任何指导意见。

与此同时，人们对实用主义爱不释手，认为在美国的“技术员文明”中，纯理论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众多工具之一而已，最多是一台机床”。

03

反智的副作用：阴谋论崛起

霍夫施塔特曾提到，“反智主义”中的“智”指的是“智识”而非“智力”。从事与“智识”有关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如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颖的观察、创新性、激进的批判等等。

而反智主义的盛行让这些品质变得越来越稀有。当人们失去思辨能力，失去批判性、失去观察能力，最为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容易迷失在网络制造的“真相迷雾”。

人们沉迷于吃瓜，沉迷于反转，却不会从媒体提供的表象向下挖掘，也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如牵线木偶一般甘愿被舆论摆弄。

《后真相时代》认为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人们已经越来越难相信自己听到的故事，也不会从复杂的问题中抓住重点。大多数人宁愿窝在舒适圈里，看着与自己立场相同的新闻，或是轻易就相信了从网络看来、从旁人听来的种种故事。然后又将这些事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轻易地评断划分。

真相与阴谋相伴而生，于是阴谋论开始大行其道。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阴谋论？》的作者罗伯特．布莱瑟顿提到，由于天生的好奇心，人们都喜欢精彩的阴谋，诸如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和电视节目，无不围绕着精致的阴谋展开。

然而为何有许多人会相信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的阴谋论吸引？比如疫苗能改变人类的DNA，又或者疫苗被植入了芯片，推行疫苗注射实际是政府监控民众的阴谋。

罗伯特．布莱瑟顿解释道：”这些阴谋论恰恰呼应了我们人脑内的一些不足和惯性思维，也来自某些我们最深的渴望、恐惧，及对这个世界的想象。“相反，远离智识的思维习惯，便会导致更加荒唐、古怪和疯狂的阴谋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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