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 歌坛风气自此新

　　瞬间

　　“为什么上海有《上海之春》，哈尔滨有《哈尔滨之夏》，沈阳有《沈阳音乐周》……唯独北京没有？一封一封的来信寄到报社，报社怎么作答呢？”1980年9月18日，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在头版刊登了《推出新人 推荐新歌》一文，开篇就替无数读者提出了这个大家关心已久的问题。

“新星音乐会”节目单封底。

晚报发布举办音乐会的消息。

　　那是一个大梦初醒、万象更新的时代关口，人们沉寂已久的精神世界泛起了无法平息的涟漪，晚报记者们亲身感受着大家对精神食粮的迫切渴求。时任晚报文体组组长的李士民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报纸不是要起桥梁作用吗？我们应该带头做点什么。”不久后，晚报记者铁池拉着总编辑王纪刚去看了一场苏小明的演出。铁池当即提议，就是这种唱法，咱们去各团挖掘演员，也来一场音乐会，怎么样？王纪刚爽快同意。就这样，“新星音乐会”有了最初的构想。

　　当时，邓丽君的歌曲仍被许多人批驳为“靡靡之音”，关于李谷一和《乡恋》、刘雪庵和《何日君再来》的争论又波澜频起，一批年轻的歌坛新秀没有施展的舞台。同样是在《推出新人 推荐新歌》这篇文章中，晚报编辑部大胆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和举办“新星音乐会”的决心：“一个时期以来，音乐界有一种现象，对于新的歌手、新的歌曲，这也挑剔，那也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人家无所适从。我们认为，批评是需要的，但首先要爱护，要扶持。多给他们和她们创造一些条件吧！让他们先唱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定。”

　　由一张报纸自行筹备，公开卖票，演出场地是在能容纳18000人的体育馆……“新星音乐会”的每一步，几乎都在“冒险”。文艺团体纷纷观望，迟迟没有准确的回复。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思考再三，首先同意派朱明瑛、郑绪岚和远征3位年轻歌手参加音乐会。随后，其他文艺团体纷纷跟进。最终，汇集了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任雁、吴国松、李默、远征、王静8位新星，新影乐团轻音乐队和海政歌舞团轻音乐队两支伴奏乐队以及中央歌舞团报幕新秀阚丽君的阵容终于落定，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因声带充血，李谷一遗憾地与“新星音乐会”错过，但她仍写下贺词送来祝福：“这一实践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吻合人民群众的心意，是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我仿佛看到，我国声乐坛上又一簇新花，争奇斗艳，正喷吐出沁人的芬芳……我由衷地预祝这次演出成功！”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头版用占去了近一半版面的《应首都广大读者和听众的要求本报举办<新星音乐会>》和《推出新人 推荐新歌》两篇文章，正式公布了将于9月23日和24日举办两场“新星音乐会”的消息。9月19日上午9点，售票正式开始。

　　付出了这么多心血，观众们到底买不买账呢？不安和兴奋占据着所有人的脑海，18日晚上，晚报记者们彻夜未眠。早上天一亮，负责音乐会筹备工作的记者沙青来到现场一看，还不到7点钟，买票的长队已经从首体售票处排到了动物园，走到队伍前头一打听，不少人都是凌晨来排队的。不到3个小时，3万多张门票全部售罄。本报记者 高倩

　　瞬间讲述人

　　阚丽君

　　1978年底，我被调入中央歌舞团。唱歌朗诵我都拿手，但不缺唱歌的人，就少一个好的报幕员。我试着在解说词里加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晚月色是多么美丽”等句子。那个年代，这些尝试已经相当大胆了。

　　1980年，中央歌舞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时，晚报记者沙青注意到了我。听他说完“新星音乐会”的构想，我觉得挺新鲜，心里的激情一下子就上来了。演出前几天，我和沙青还在修改串场词，他在现场突然想到了什么，就赶紧写下来，找人送给我，我就赶紧背，真的像是在准备一场战斗。

　　印象中，那几天晚上，整个北京城都特别安静，好多人来看演出，还有不少人在家里等着看电视转播。后来，我和同屋的任雁去买月饼，售货员“唰”地围了上来：“你是电视里那个阚丽君吗？”1980年的中秋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后来，很多演出邀请我，他们不会念我的姓，就说“我们找‘新星音乐会’上的那个女孩”。

　　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世纪坛举办展览，文艺部分放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新星音乐会”上我们9个人的合影。现在想想，那真是年轻人们做过的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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