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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庭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下）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09月13日 18:50

原标题：余庭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下）

文/江志伟图/汪苹

第793期

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就没有“徽学”的诞生！ ——题记

成立屯溪古籍书店

1956年底，余庭光突然接到了让他负责筹建屯溪古籍书店的新任命，专门从事徽州古籍的采购与销售工作，店址就在新华书店隔壁，经济核算仍与新华书店一块。

余庭光后来才听说，原来余庭光帮韩世保淘购的徽州古籍，一部分辗转到了韩世保的书友、文化名人李一氓、郑振铎、康生等人的手里，他们见到这么多珍贵的古籍，纷纷询问韩世保到底从什么地方觅得的，这才知道徽州屯溪。于是这些名人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提出了“要抢救、保护徽州古籍”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引起徽州地委的重视，于是决定由余庭光负责创办成立屯溪古籍书店。

关于这段历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曾讲述过当时的具体情况：

1956年4月的某一天，刚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上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家中，来了一个老熟人——韩世保。郑振铎曾从他那里淘了不少旧书。前一段时间郑振铎向韩世保打过招呼，让他帮忙收集徽州版画方面的古书。韩世保这次带来的有关徽州版画的古书，让郑振铎爱不释手。交谈间，韩世保说起安徽徽州地区的古籍，在“土改”中流散和破坏很严重，许多被用来烧火、做鞭炮、造纸、包东西，甚至有的村庄将这些古籍烧毁，三天三夜都没有烧完。书贩子都抢着到徽州去收购，仅屯溪当地的书贩子就有100多人。徽州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十分重视教育，再加上当地刻书业发达，留存在徽州民间的古籍十分丰富，素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的美誉。

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郑振铎知道，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些文献文物将流失殆尽。几天后，对档案文物流失十分着急的郑振铎，专程找到来京开会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想办法制止徽州古籍流散受损。听完郑振铎的话，曾希圣也着急了，当即表态，回省后马上过问此事。事隔不久，安徽省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负责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应该指出的是，郑振铎通过曾希圣成立的四地古籍书店的任务，仅仅只是限于“古籍古书”，并不包括“徽州文书”。

屯溪古籍书店一共4个人，另外三人为：王多吾、章馨吾和汪洋。在此之前他们或为有名的收藏家，或为有名的古董商，都有与徽州古籍打交道的历史和丰富的古籍经营经验。

徽州文书的发现地之一祁门县

1958年的一天，余庭光再次来到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库房，在堆积如山、被当作废品等待转运出去的“纸山”上翻检挑选。然而，这段时间很少有人来卖古书类废品，这“纸山”上的废品几乎全是一些各朝代遗留下来的契约、薄册之类，这让余庭光很有些失望。

但当他细细翻阅其中的几张“废纸”时，却发现它们年代久远，从宋代一直到民国每个朝代都有，有的按了手印，有的画了押。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古书，然而至少是古物，作为废品处理掉实在可惜了。最后，余庭光以8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这些“废纸”装袋买回屯溪，共装了整整30只麻布袋。

东西运回店里时，好些人都不理解他“不收古书收废纸”的怪举动，只有章馨吾打开几个麻袋略微细看之后，断言这些东西可能很有价值，并且这价值可能远远高出多少部古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章馨吾的慧眼识珠，这些8分钱一斤买来的“废纸”，竟然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徽州文书的重要部分。

自刻油印《契约目录》

屯溪古籍书店自从收进了这30麻布袋徽州文书之后，就热闹了起来。余庭光采纳了章馨吾的建议，发动全店员工一齐上阵，利用一切非营业时间加班加点，对这些徽州文书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归纳。他们在店堂里用一块块长木板搭在凳子上作为工作台，先将这些徽州文书按朝代分类整理，然后又在各朝代的徽州文书中，按照田契、地契、房契、分家阄书、婚书、租妻契约、典妻契约、卖妻契约、卖儿契约、卖女契约、修桥补路善款公告、封山告示、禁渔告示和鱼鳞册等分门别类，归堆摆放；最后，再将这些经过初步分类、整理的徽州文书陆续编号、登记、造册和包装存放。

2004年2月，余庭光在绩溪县周家祠堂博物馆

而文化圈内的一些名流，则并不因为他的退休而不再来拜访他，因为他们有的还得依仗余庭光带他们到绩溪的深山小村去淘宝，有的还得从余庭光的口中获悉诸多关于徽学、徽州文书等方面的活史料。

比如：当时的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著名版画家赖少其先生，就曾经在他的陪同下在绩溪城中花了600元买到文徵明的山水画真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鹿工，在余庭光的陪同下在绩溪龙川购得《名木刻版北西厢》古籍一套，特地邀请他去北京游玩予以答谢，并请他到有名的北京小礼堂看戏；安徽省博物馆的文博专家石谷风先生，就多次在他的带领下，到绩溪胡家购得一块朱元璋题写的“龙凤恩永”的匾额极品，丰富了省博的馆藏；安徽省徽学研究会秘书长鲍义来先生，也多次介绍并带领各地的徽学研究者特地慕名前来绩溪，拜访余庭光、倾听徽州文书发现的逸事……

然而，每一次面对仰视着他的造访者的访谈与提问，余庭光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回答：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认为的“歪打正着”收购来的徽州文书，会创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奇迹；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每一次都说得造访者们感动不已、唏嘘不已。

徽州文书几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所有方面。它不仅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余庭光摄于2008年3月

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里，“余庭光”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一位专家学者提到“余庭光”的名字时，都会肃然起敬，尊为功臣。因为倘若当年没有余庭光的发现、抢救、保护与输出，这大批量的徽州文书，则会或被抛入化浆炉中化成纸浆，或被用作包裹雪梨的纸袋，或被制成鞭炮……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就没有“徽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甚至就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庆祝建所50周年，纪念文章和大事记中，“余庭光”的名字及其“发现”人生被多次提及并最终载入史册。2008年11月29日，这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走完了他辉煌却又低调的一生——低调到至今仍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早已驾鹤西去的噩耗。这倒让我想起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诗中的两句诗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