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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回到了自然本身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12月08日 23:11

原标题：一切回到了自然本身

中国人天生喜欢简洁的东西，犹如奥卡姆的剃刀，将那些不必要的东西，一一削去，“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古人有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秋风吹，黄叶落，只剩果实挂枝头，那么招眼，那么喜人。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到了中国，大行于天下的，却只有禅宗和净土，在修持方法上，两派都大开“方便法门”，让人喜闻乐见，而不是望而却步。对待繁琐的东西，中国人总有化繁为简的本领。于是，不识字的慧能和尚，成了禅宗六祖，一句“本来无一物”，破掉了眼花缭乱的宗教仪式。慧能的当下顿悟，与道家隐然相通，既然“大道至简”，又何来叠床架屋、头上安头？

中国文化走向衰败腐朽，有两个标志，裹小脚和作八股文，前者是身体的异化，后者是精神的异化。女孩子的脚本来好好的，一层又一层地裹住它们做什么？文章本是“我手写我心”，强行地分成八个部分做什么？历史如此荒谬，多少青春少女忍痛掩面任由一双天足变畸形，多少年轻书生强遏胸中豪情不得不屈从于僵尸般的“制式写作”。

一个民族走不了路，动不了脑，还有什么创造可言？真正的创造，是直面生命地参悟天机。直面生命，就得把那些与身不亲的东西统统打掉，这样才能与大自然素面相见心心相印。

当孔子说“礼”的时候，不是夏代的，不是商代的，也不是周代的，而是他心中的“礼”。在孔子那里，礼仪更多的是心灵直观的呈现，是生命优雅的表达，流露着温暖的人间情味。说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如此森严、繁琐、细密，谁堪忍受？严密复杂的周礼最终走向崩溃，实在太正常了。如果孔子要恢复的是这些东西，他的使命也未免太沉重了。而我们看到的孔子，却那么轻盈，平和，丝毫没有背负“古董”的压力。礼仪的根本，不过是素心，质朴而纯粹，就像游戏，没有一定的形式。或者说，礼仪是生命的外衣，没人穿的衣服，只是一堆布料。有了人的温度，礼仪才有了“春风至人前”的喜悦。

不曾想，到了后世，礼仪演变为“礼教”，乃至可以杀人，那是因为它离生命、离自然越来越远了。孔子似乎预料到这一点，他一直在说“无为而治”（是的，这个词出自《论语》），他一直在说“礼不是钟鼓与玉帛”，他一直在说隆重的葬礼不如真诚的哀思。有人用石头做外棺，他激烈地批评道，这么干的人还不如死了赶快烂掉为好。

孔子站在重重叠叠的礼仪之外。他看重秩序，但不是那种以压抑、束缚、奴役为目的的秩序；他看重礼节，但不是那种走形式、走过场而不走心的礼节。他所追求的“礼”，犹如天上的星体，自然运行，有序守望。星空绚烂，银河浩瀚，一切井井有条，一切自由自在。

孔子告诉子夏，《诗经》里的女子美目流盼，一笑倾城，是因为她的素颜光彩照人。礼仪就是那淡淡一施的薄粉，更衬出了原本的丽质。浓妆艳抹是郑重其事的美，而真正的美，是无心于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美，这就是“素以为绚”的奥秘，正如画布上色彩的绚烂，是以绢布的洁白为底子。

绚烂始于平淡，也归于平淡。苏东坡给晚辈写信，自述作文之道，从前一下笔，就想气象峥嵘、色彩绚烂，后来才知道，绚烂之极是平淡。在写诗方面，东坡早年认为可以和陶渊明打个平手，后来却发现自己远远不及。在命乖运蹇的余生里，他一再与陶渊明隔着时空唱和，前后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与其说他追慕渊明诗才的高绝，不如说他感怀渊明人生的洒脱。

东坡晚年渡海，贬居儋州，海天茫茫，白雨滔滔，茅竹为屋，日啖薯芋。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境遇里，他的妄念安歇了，狂想停止了，平生的嗜好，如图书，如史籍，如文章，也一一罢去，只剩下眼前的生活。此时的东坡一无所有，却感到了内在的充盈，海涛轻柔，椰影婆娑，隔着渺远的时空，他隐隐闻到了竹篱外的菊花香。再读陶诗，好像自己所写，如花忆前身，光阴如暗香袭来。

陶渊明的诗，贵在自然。因为自然，才有淡泊的气息，才有质朴的言语，他的诗不是在表达生活，而是与生活融为一体，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在这样的和谐面前，李白的天真狂放、杜甫的苦心经营、乃至苏轼的豁达解脱，都多多少少显得刻意和费力。

对于生活，陶渊明心甘情愿，放下了一切，接受了一切。在《五柳先生传》里，我们看到他的生活，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他不以为苦，自得其乐。生活于他，清苦得不能再清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切都回到了自然本身。在那里，生命如一张白纸，吐露着无限的意思，只要一落笔，就会变成诗。

（原载《新教育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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