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社会拜读“瓦良格”真相的一些史学余话

拜读“瓦良格”真相的一些史学余话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12月09日 11:45

原标题：拜读“瓦良格”真相的一些史学余话

文丨易书生

朋友通过微信发来一本书的封面，询问我能否找到书的作者求几本，因为市面上没有卖的。这本名为《“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中国航母“辽宁舰”前世真相调查》的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者为原海航创作室主任、一级作家李忠效。我久闻李主任大名，只是没有直接交往过。打听到李主任的微信号，我冒昧地给他发去微信，说明原由，希望能沟通一下。李主任很快回了我的微信，聊起来才发现，我与李主任还有不少的渊源。没几天，李主任就让人把书送了过来。

书为16开本，403页，估计有三四十万字；版权页上有ISBN为前缀的五段十三位数字出版书号，166元港币的定价，有明确的监制单位，没有具名常见的出版发行单位。按照我的理解，这应该与这本书的内容有关，毕竟这是一部有针对性阐述“真相”的调查报告。前些年，“瓦良格”来中国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诸多媒体哄抬渲染着一位爱国港商的传奇。真相却是由“民间操作”到“国家行动”，一群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冒着巨大风险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完成的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喧闹与真相，连其中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也不得不感叹：本来是个挺好的事，却变成了“狗血剧”。

对待历史，所有的虚构和颠倒黑白、移花接木都是不能容忍的。李主任用了五年时间，寻踪每一位相关的人，厘清细节，反复求证，还原真相，以他四十年专业作家、二十余部文学著作的文坛声誉为担保，站出来发声：“我一辈子坚持与人为善，这次也没想要跟谁过不去，作为记录历史的人，为了向历史负责，宁肯得罪今人，不能‘得罪’后人。也不妨当一回‘恶人’。”甚至为此已经做好了“法庭上见”的准备！这样的严肃认真，这样的历史担当，于今的文人中不多见。

一部有理有据喊出“反对”的书，其价值远远高于一百本一千本跟风捧鲜花的书。特别是这部书涉及到不少“敏感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纪律约束，待到可以说的时候，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已经退休，一种并不真实的声音满天飞，占据着整个舆论的主体，成为一种很难撼动的“势力”，这一部真相调查，更显得弥足珍贵。我曾经到宁波的“天一阁”参观，其中一个细节记忆深刻：“天一阁”最为珍贵的藏书，不止是那些名人著作，还有明代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科举录等等。能够陈述历史的，并不在于它外观的冠冕堂皇，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存在于那些原始文件、日记笔记等等的载体之上。尤其是怀着一腔热血和良知，在特殊情况下留下的文字，更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在出版领域出现混乱的时候，一些所谓的“正规出版物”的信誉，已经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值，已经演化为追逐名利的舞台，太多的交易将神圣堕落，太多的私欲将崇高沦丧，出版物的权威性、可信度都已经不敢恭维。这样的情势之下，确认图书内容的真实可靠，有无收藏价值，必须先从作者个人品质入手，审慎之，直到确定是可信之人，才有进一步读下去、可以采信和收藏的价值，置于是哪儿出版的，已经降低为其次，发出声音，哪怕只有不多的受众，也是功德。

史书记载，中国自夏朝就有“太史令”这样的史官。整个中国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可以看得到司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司马光等等史官的铁骨铮铮，他们铁肩担道义，刚直不阿，秉笔著史，不掩恶，不溢美，留下一部部可信度很高的史书，著史之态度，为史负责之精神，连那些帝王也不得不心有所忌。

伴随于此的还有一股毁灭历史文本的逆流。仅从孔子说起，郑板桥就曾告诉他的弟弟：论烧书，“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因为“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中国相沿成风的一种著史习惯：今朝不写今朝事，后朝才修前朝史。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著史的客观性，但是也架不住秦桧之流对历史档案的毁灭或篡改。好在，谎言总是有破绽的，原始档案被毁灭掉，还有私人笔记、野史之类留下历史痕迹，当然，还是有大量历史会成为难解的谜团甚至永远湮灭。记述历史也便呈现出诸多的形态，有可以说的历史，可以拿出来说的历史，等待时间解密的历史，永远雪藏的历史；你可以知道的事，可以让你知道的事，你努努力还是能知道的事，过些日子会让你知道的事，永远不会让你知道的事。其中，那些以自己主观意志取舍、诠释、改造过的历史文本，遗留后世简直就是祸害千古的毒药。

于此相博弈的，还有篡改和抹黑历史的逆流。譬如近些年那一股虚无历史的浪潮，首当其冲就是对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及革命先烈的污蔑与抹黑，手段极其卑鄙下作。有一些人翻箱倒柜寻找了三四十年，都找到了什么？除了无人性无底线的造谣污蔑，一点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找出来，反而是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封，毛主席远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还要伟大。此类问题，除了境外势力实施“和平演变”的原因，还有一种就是貌似“谁活得久就可以重新解读历史”，一些连历史事件门口旁听的资格都不是的人，仅仅因为活的够久，当事的人一个个都老去，就开始胡说八道，甚至冒名顶替事件的当事人，为老不尊不说，贻害很大，后世将不知又要废去多少笔墨去正本清源，甚至为此而误入歧途！最为严重的一种，则是那些历史上曾经是反面人物的人或者其后人，为了大家都明白的原因，通过避开本质只说表象、抹掉或模糊历史背景只截取所要、转换受害者角度、避实就虚、放大有利的一面、真事不全说等手段，对历史进行翻案，有丧心病狂的，甚至以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身份，对社会热点事件，以宽泛而模糊的“朋友说”“朋友告诉”“听说”“好像”“大概”等笔法说事儿，纾解的是自己一腔怨恨，贯通的则是其翻历史案的立场和原则。

此外，还有威权干扰历史记录的逆流。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文人有一个天然的历史担当，就是记载历史。但是，私人修史大多数时候是处于被打压的状态，诸如南宋，还有禁止私人修史的政策，无非不过是当权者怕“秽迹恶名披于千载”的小心思在作妖。那个一度也曾有“君举必书”、皇帝不能察看史官记载的规则，不也是被后来的李世民等有些“小心思”的维权者打破了。权力是春药，可以让人铤而走险干出不少蠢事。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代县志，大多圈定的范围是军地县团级别的干部，这样做的依据，仅仅从实际情况来说，部队的团，地方的县，都是国家政权和军队构成组织形式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单位还是相应级别的官员，都不是或可收录的历史信息，而是必须要载入相应史册的，是对后世研究历史最基本的交待，所以，这样的范围是走了心的，是真的对历史负责，免去了后世再去考证此类问题的辛苦。但是，到了第二轮再修的县志，不少地方就有了变化，地方上的官员收录原则大致变化不大，部队却提高到了师职，依据是什么呢？唯一能解释的通的，是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对军队转业干部“降格”安置的通病，也就是通行了千百年的文官高于武官之潜规则干脆明面化，就是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对军官，就是要秒杀你一两个级别，不止是在主观思想意识上和工作安置上，而且是要在历史记录上也要如此，看不清楚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顶多也只是满足一下始作俑者自己的小心思和官本位的一种感觉罢了，一种很狭隘很丑陋的心态。我曾经读过一部明代嘉靖年的《许州志》，卷末专门拿出五十四页半的篇幅记载“戍匠”，详细表列了从军到全国各卫所的本州匠人名字及籍贯，在等级观念那么强的皇权时代，这么多农村匠人仅凭此就青史留名，不仅为后世研究明代卫所制度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也为后世修史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意识范例，后世的修史者有这样的气度和意识吗？现代人说过去的历史，总爱说的一句话“历史的局限性”，貌似有了这句话一下子就长高了不少，但是，当后人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比古人还要局限的多的多，是不是历史的笑话呢？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何外在的涂抹、扭曲和变形，彰显的只是人心的丑陋和人性的险恶，本原的历史，将透过那些迷雾和尘埃，通过哪怕是瞬息间的一颦一蹙一喜一忧，折映出她的天生丽质。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勇于记录时代、敢于探究真相的历史担当者。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