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伟大的品质是没有自我
原标题:中国人最伟大的品质是没有自我
中国人最伟大的品质是没有自我
文/邵光亭
当我们要了解一个中国人时,经常要问三个问题: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行事如何?”
“这个人待人怎样?”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的认识和态度。
没有自我,是中国人对一个人最大的褒扬,也是中国人最伟大、最可贵、最独特的品质。
中国传统社会,对个人的称呼,往往是“他”是“谁家”的,老李家的、老王家的。知道一个人属于某个共同体就行了,至于这个人是叫张三还是李四,似乎没有太多必要。传统社会关于人的文化规定性,对“共同体”的强调是很重要的,个人只有作为群体的成员才有身份、价值。
中国人对于他人的爱与付出,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历代先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能生生不息,文化绵延不绝,而又能不断发扬光大,靠的就是舍己成人的伟大品格。
这份爱,伟大而深沉,积淀成厚重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民自强不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坚韧性格。
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并不是获得尊重的条件。尊重来自“待人”的内在品质。中国人对待工作、名誉、地位甚至金钱等“非人”的事物,总是表现出“淡泊”的态度。贪图名利,还是淡泊诚信;敬业上进,还是不思进取;努力刻苦,还是不学无术;善解人意,还是挑剔易怒;患难与共,还是邪恶残忍;与人为善,还是迁怒苛责;热情亲和,还是虚荣炫耀;平易近人,还是好摆架子;务实谨慎,还是好大喜功,等等,无不隐含着中国人的人格判断。
中国人总的性格特点,是谨慎自制的,也是淳朴厚实的。善良公正,光明磊落。一个人倘若阴险卑鄙,在中国人看来,不管其能力、水平如何,都不会受人尊重。
中国人即便安家立业,营建自己的小家庭、小生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仍然要为“大家”而弃“小家”,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样的“杀身”和“舍生”,将个人的生命转换为族类生命的生生不息,使其得以“不朽”、“永生”。
鼓励子弟读书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事实上,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在学以致用,兼济天下苍生,并不是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
《袁氏世范》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这里所说的“无用之用”,尤其值得今人思考。读书学习,最重要的,是效仿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进德、做人是摆在第一位的。
《曾国藩家书》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用现在的话说,读书首先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心灵世界,其次才是谋生。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
人若只是聚焦于“自我”,它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就将是与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矛盾关系,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有能动的也有受动的。这一矛盾关系对于人自身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因而,扬弃了自我意识,不断地追寻并实现群体的价值,在精神上确立起自足的境界,人类历史就永远不会终结。
“明理做个好人”,是读书人最基本的操守,也是一生的追求。
北朝的颜之推描述梁朝士族子弟的不学无术,就像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小鲜肉”,“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日游手好闲。只有小我而没有天下,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历代家训传递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始终把立身修德摆在突出位置,反复强调人要蒙以养正、励志勉学、应世经务、奉公廉洁、报国恤民。要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近善远佞,救难怜贫。这些都说明,古人的教育是无我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仍不失借鉴意义。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自己的善心,就是本性的觉悟,就懂得了天命。不论寿命是长是短,把握命运,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和超越价值。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都熔铸在人格修养的警句格言中,薪尽火传,绵延不绝,使中华儿女从小在熏陶中,学会做人、处世。中国历史上涌现的那些名垂千古的人物,创基立业、开国治世,叱咤风云、运筹帷幄,胸怀大志、目光犀利,才智超群、创造无穷,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他们身上凝结的民族智慧,正是中华民族利他主义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卓越贡献。
安身立命,就是“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个人的生存生活需求需要基本保障,生命的依归和追求也是题中之义。
人生的根本意义,超越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当自我的生命能够融入历史,与民族的生命之流相贯通,个体生命就能够突破有限而跨入永恒。
从大的方面来说,人皆寄望于不朽。什么是不朽?叔孙豹认为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不朽终究是要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寻求生命的终极价值,承担起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
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独善其身”,更应“兼善天下”,成德以安人,这是中国人的立命之道。
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国人有极强的家庭意识。家是一个整体,我的生命是对祖先生命的延续,而子孙后代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朴实的愿望,就是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为此,中国人的亲亲之爱,是不计成本、不求回报的。通过自我生命与先祖以及子孙生命的衔接,将自我的生命落脚到家族的历史中,完成了生命延续的永恒。作为个体的生命消失了,但作为个人精神的志向和事业通过血缘关系而得以继承,这是一个突破有限达至无限的过程。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市场经济及其法权关系突出个体,对个人意识大肆渲染,将传统共同体描述为束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先天的自然或血缘的关系被割裂。人与人的血肉相连、情同手足、休戚相关,不再是可靠的信仰,情感关系成了冷眼打量。
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在《动态社会学》一书中指出,“适者生存”的信条“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罪恶的”。赫伯特·克罗利则说:“财富集中于少数不负责任的人手中,正是政治经济组织中一踏糊涂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一个现实的命题摆在我们眼前: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何以安身?立命何处?
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我在三十岁以前,心心念念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后来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不需要独立的自我,自我价值必须在群体的责任中才能实现。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曾被当做阻碍进步的罪魁祸首而加以排斥。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西化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涉及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上。
现实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肯定了人的意义。生命的超越意义,就是来自凡俗世界的家国事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生命就达到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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