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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吴可彦长篇小说《盲校》研讨会在漳州举行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12月17日 11:19

原标题：青年作家吴可彦长篇小说《盲校》研讨会在漳州举行

来源：作品杂志（微信公众号）

日前，由《作品》杂志社、福建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吴可彦《盲校》（首发于《作品》2020年第10期）研讨会在福建省漳州市举行。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陈毅达，福建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少衡，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祥夫、《盲校》责编周朝军及本地作家代表50多人出席本次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曾镇南撰长文盛赞《盲校》。

《盲校》作者吴可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残联盲协文学委员会委员，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近200万字，出版《星期八》《地球少年》《茶生》等6部作品。

《作品》杂志社一直以扶持青年作家为己任，2016年以来，累计发表数百位90后、00后作家、诗人作品，被青年作家尤其是90后作家亲切地呼为“娘家人”。2017年，《作品》杂志社于万千自然来稿中发现《盲校》，三年来，责编与作者数次沟通稿件细节，杂志社内部也多次就《盲校》这部作品展开讨论，经过多达七八次的修改，《盲校》终于以她最该有的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一经发表就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

附：

我的生命里始终有光

周朝军对话吴可彦

周朝军：作为一位盲人，你觉得文学对于你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吴可彦：我13岁的时候检查出有视网膜疾病，医生说我的视力会逐渐下降，只能再看十到二十年，这样的“宣判”对青春期的我打击很大，我忽然碰到了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我需要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时候是小说帮助了我，《老人与海》给了我勇气，《变形记》和《局外人》让我接受现实的荒诞，《小径分岔的花园》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奇妙，文学帮助我构建起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周朝军：面对无尽的黑暗，会不会让你文学的触角更加的敏感？

吴可彦：我25岁的时候完全失明，对比失明前和失明后，确实失明之后对文学更敏感，头脑中的画面可以更快地转化成语言，语言也更快地转化成脑中的画面，因为黑暗迫使我用语言来感知世界，在文学的世界里没有视力障碍，巴赫金说语言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我来说，文学已经成为感觉器官的代偿。

周朝军：作为盲人，在《盲校》这部长篇中，悲观与控诉的成份很少，更多的是调侃与乐观，能就这一点谈谈吗。

吴可彦：实际上《盲校》写了两稿，第一稿中会多一些控诉，但是写完以后我开始原谅过去了，我发觉那几个反派角色其实只是普通人，是人性本身的罪恶控制了他们的思维，是盲人学生没有能力监督和反抗，才放大了那些罪恶，在第二稿中我开始用比较平常的心态写作，我开始发现那三年的盲校生活也有许多快乐，那里的老师不怎么上课，没有什么作业，这也有好处，我那几年读了很多课外书，只不过那种快了是卡夫卡《变形记》里那只甲壳虫的快乐，当他被锁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也能爬爬墙找乐子。

周朝军：作为《盲校》的责编，我并没有因为你的身份降低我选稿的标准，但我估计会有人这么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可彦：这是我一直会面临的问题，因为盲人在生活上确实有许多限制，受到许多的照顾，所以盲人很自然地被作为弱者，当新闻媒体要报道我的时候，总是要我谈如何克服困难，我会告诉他们盲人在文学上是没有困难的，我可以用扫描仪制作电子书，再用语音软件把书读出来，借助语音打字也很方便，我又没有娱乐生活，写作时间很多，所以《盲校》可以写两遍，修改五六十遍，我希望社会可以用普通的眼光来看待盲人文学。

周朝军：盲人写《盲校》，可以说填补了某种文学空白，你是否有继续写此类题材的打算。

吴可彦：在此之前我出过两本长篇和一本短篇集，都没有写到盲人，因为我只有借助文学才能脱离“盲人”的限制，才能忘记自己是盲人，为什么我还要写盲人，我希望读者不知道或者忽略作者是盲人，但是现实却是逃避不了的，很快我就被贴上“盲人作家”的标签，盲校生活是一段对我影响很大的经历，是我非常熟悉的题材，《盲校》也是我十几年前就想过要写的一个小说，只是被我的心理障碍不断推迟，我决定通过《盲校》去面对“盲人”的问题，也是面对现实，不过我是受博尔赫斯的启蒙才开始写小说的，文本的嫁接、虚幻与现实的交叉，这才是我最喜欢的文学，所以《盲校》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只会写一部，也许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处理这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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