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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东亚古代异界叙事与英国早期文学的“镜”与“像”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5年12月28日 13:07

【编者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2025年12月19日举办题为《东亚古代异界叙事与英国早期文学的“镜”与“像”》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年“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秋季学期第五场。主讲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张永维博士后，与谈嘉宾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袁帅。本次讲座聚焦跨文化语境下的超自然叙事传统，由张永维主讲东亚古代异界叙事，袁帅分享英国早期文学中的奇幻书写，通过概念界定、文本解析与跨文化对照，揭示东西方文学对未知世界的想象逻辑及其文化内涵。本文经发言人审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张永维：异界在《日本国语大词典》中被定义为日常生活场景与时间之外、或特定社会之外的世界，核心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人类世界中的未知之地，如异国、深山秘境；二是超脱人类时空的超自然领域，如神佛之地、鬼怪之所等，其核心特质可概括为“异界性”。这类叙事并非单纯的想象，而是古人认知世界的重要载体，其形成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日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六朝志怪、唐传奇、《聊斋志异》等与佛教经典中的神佛叙事以及日本本土神话、民俗传统深度融合，共同衍生出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异界想象。日本古代文人通过研读汉籍与佛教经典，构建起对异国与超自然世界的认知，此种认知在平安朝时期集中体现在“王朝物语”这类文学体裁中，承载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家族兴旺的期盼、对命运转折的渴望、对现实困境的逃避；以及古人对宇宙起源的想象、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对人类命运的理解。

本次读书会聚焦“东亚古代异界叙事”这一充满想象力的主题，围绕日本王朝物语中的异界书写与英国早期奇幻文学，结合比较文学视角，考察这些跨越时空的“异界想象”与奇幻叙事如何成为映照文化与人性的“镜子”，又衍生出怎样的文学“影像”。

日本王朝物语部分书封及书脊

异界的核心载体类型

王朝物语中的异界叙事的空间载体可划分为三类，每一类空间都承载着独特的叙事功能与文化寓意，共同构建了古代人对“非凡空间”的想象体系。第一类是超自然空间，《竹取物语》中的月之国有着与人间截然不同的时间流速、生命形态与社会秩序，月之国的叙事功能在于构建一个“理想的超现实空间”，与人间的短暂、烦恼、充满欲望形成鲜明对比。辉夜姬因“罪孽”被放逐人间，最终回归月之国的情节，既体现了“神圣者下凡—历劫—回归”的叙事模式，也暗含了古代日本人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对现实世界的美好追求。此外，《源氏物语》中的须磨浦与明石浦、《松浦宫物语》中的蓬莱仙宫也属于此类空间。龙宫作为海龙王的居所，象征着“神秘的自然力量”与“丰饶的生命源泉”，光源氏在须磨浦遭遇暴风雨时梦见海龙王的邀请，实则是对其命运转折的象征性预示；蓬莱仙宫在《松浦宫物语》中被重塑为“转世之地”，华阳公主死后在蓬莱转世，打破了传统蓬莱作为“不死仙山”的单一意象，融入了佛教的轮回观念，体现了文化交融对异界空间想象的重塑。

第二类是未知地域，未知地域是指现实世界中存在但未被人充分认知的空间，其核心特征是“陌生性”与“想象性”。《宇津保物语》中遣唐使清源俊因漂流抵达的“波斯国”，便是此类空间的典型。根据学界研究，这里的“波斯国”并非指今天的伊朗地区，而是古代日本文人对东南亚诸岛的泛称。此外，《浜松中纳言物语》与《松浦宫物语》中被反复描绘的“唐土”，也属于此类空间。对于平安时代的日本文人而言，唐土是文化上的“先进之地”，但由于地理遥远、交通不便，多数文人并未亲身到访，因此唐土在文学中被建构为一个“兼具现实性与想象性的异界”，这种“现实与想象交织”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古代日本人对未知地域的“认知焦虑”与“探索欲望”。

第三类是秘境空间，是指现实中存在但因地理位置偏远、蕴含超自然元素等原因被赋予神秘色彩的空间。如《宇津保物语》中清源一家避难的北山岩洞、《源氏物语》中的须磨浦，这些空间既是真实地理地点，又因特殊事件或元素被赋予神秘性。《宇津保物语》中清源一家在北山岩洞躲避战乱，同时遭遇神秘孩童、能听懂人语的野兽等超自然元素，使得岩洞成为“现实困境的解决之地”与“超自然力量的显现之地”。《源氏物语》中的须磨浦是光源氏躲避朝中纷争的退居之地，光源氏在此遭遇暴风雨时既出现了海神的意象，又梦见父亲桐壶院的亡灵，使得须磨浦成为“命运转折的临界点”，最终获得重返都城的机会。秘境空间的叙事功能在于“连接现实与超自然”，它既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又因超自然元素的存在而具有超现实性。

异界叙事通过各类神奇物品强化超自然特质。《竹取物语》中辉夜姬要求求婚者寻找的佛之石钵、蓬莱玉树枝、唐土火鼠皮、龙颈宝珠、子安贝五件宝物均为现实中不可获取之物，隐喻对人间求婚的拒绝；《宇津保物语》中用阿修罗所砍的桐木制成的12面秘琴，部分具备引发风雷、召唤天人的超自然力量；《松浦宫物语》中作为华阳公主转世凭证的水晶之玉与临别时唐后赠予主人公橘氏忠的可窥见远方景象、闻到气味的镜子，成为连接不同时空的媒介。此外，《竹取物语》中的“天之羽衣”不仅具备飞天功能，更能让穿戴者忘却人间记忆，与中国“七仙女”的羽衣传说形成跨文化呼应，却又增添了独特的记忆消解属性。不死药则成为贯穿东西方叙事的共同意象，辉月姬留给天皇的不死药最终被焚烧于富士山，形成日本文化特有的符号记忆。

人物亦是日本王朝物语异界叙事中连接异界与人间的核心纽带。如《竹取物语》中来自月之国的辉月姬、《松浦宫物语》中转世于蓬莱的华阳公主，其身份超越人类范畴，成为连接人间与异界的纽带。此外，《源氏物语》中的明石夫人，其居所明石之浦兼具海洋属性与佛法氛围，其所掌握的筝艺被视为皇室失传的秘技；《浜松中纳言物语》中的河阳县皇后为中日混血，因海龙王庇佑打破“女子不能渡海”的禁忌，身上承载着超自然庇佑的叙事元素。

正仓院藏金银平文琴（图片来源：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0073&index=8）

典型文本的异界叙事解析

《竹取物语》故事核心围绕辉月姬的异界身份展开，她从竹子中诞生，三个月内成长为成年女性，通过要求寻找不可能获得的宝物从而拒绝五位贵公子的求婚，在拒绝了天皇入宫侍奉的要求后最终回归月之国。月之国的核心特质包括：时间流速异于人间（三个月完成人类多年成长）、无死亡无烦恼（依赖天之羽衣的记忆消解功能）、具有超凡力量（能让人间士兵丧失战斗能力）。叙事中蕴含多重隐喻：辉月姬因“罪孽”被放逐人间，体现了异界对人间的“粗鄙”认知；五件不可得的宝物，本质上是对人间世俗欲望的否定；不死药的焚烧与富士山的命名，将异界元素转化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符号。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现代改编作品电影《竹取物语》将月之国使者的“飞车”诠释为宇宙飞船，为传统异界叙事赋予了科幻解读的可能。

《宇津保物语》第一卷以遣唐使清源俊荫为核心人物，其异界叙事兼具佛教文化、中国琴文化与西域元素。清源俊荫漂流至“波斯国”，邂逅天人并获赠12面秘琴，这些琴成为贯穿家族兴衰的核心线索。家族没落时，后裔弹奏“なん風”获得救助；家族鼎盛时，“はし風”的演奏成为宫廷盛事，其余十面琴则分别对应天皇、皇后、东宫太子等不同权贵身份，形成与社会等级绑定的符号体系。作品中的异界元素呈现多元融合特征，嵯峨天皇私生子源凉所居住的纪隐国，充满孔雀等西域意象，被塑造为脱离现实的富裕理想之地；飞马意象的出现，与莫高窟壁画中的西域飞马形成文化呼应，揭示了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痕迹。

《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流放须磨浦的经历成为作品异界叙事的核心。须磨浦作为秘境空间，遭遇暴风雨时出现海神意象与父亲桐壶院的亡灵，构成现实困境与超自然启示的交织。明石夫人的筝艺、与海龙王相关的隐喻，以及她与光源氏结合后其女明石姬君入主东宫的情节，暗示异界元素对现实政治的象征性影响，与中国唐传奇《柳毅传》中“落魄之人探访龙宫结缘”的叙事脉络存在共通性。

《松浦宫物语》以遣唐使橘氏忠为主角，其异界叙事突出汉学底蕴：作品中出现的中国风格称谓“华阳公主”、蜀山避乱情节、燕王叛乱等元素，均可自汉籍中找到出典；华阳公主转世、秘琴自行升天又回归的设定融合了佛教转世观念与器物灵性想象；结尾引用白居易《花非花》诗句，将唐土形容为“雾一样的地方”，强化了异界的朦胧与神秘特质。

异界叙事是本土信仰、汉文化与佛教经典的多元共生体。汉籍中的志怪元素、佛教的转世与神佛观念、日本本土的海神信仰，共同构成叙事的文化根基。传播路径上，汉籍与佛教经典既通过海路（如宁波）传入日本，也借助朝鲜半岛形成的文化通道扩散，形成双向交流格局。看似虚构的异界叙事，实则是日本古代文人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镜像反映。遣唐使故事并非单纯记录异国经历，而是通过唐土想象映射日本的社会等级与政治困境；异界中的权力结构、伦理观念，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秩序的理想化或批判化表达。叙事中既包含对异界的向往，也存在如辉月姬对人间的留恋、天皇对不死药的拒绝一般，对超自然力量的警惕与反思。遣唐使与唐土女性的悲恋结局，凸显了异界与人间的隔阂，传递出对跨文化交流困境的隐喻。

袁帅：英国早期文学，即古英语文学中的奇幻叙事，是指基于想象、包含超自然因素，且不以现实科学原理为解释基础的艺术风格。其核心特征是通过构建具有内部逻辑的超自然世界，从而探讨人性、权力与命运。

与现代读者将奇幻视为“逃离日常的娱乐”不同，古英语时期的奇幻书写并非单纯虚构，而是对物理现实与心理现实的延伸，是理解当时社会道德秩序的“严肃认知工具”。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 Tolkien）在《论童话》（On Fairy-stories）中的观点，为理解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奇幻并非逃避现实的策略，而是恢复感知的手段；通过构建“第二世界”，即独立于现实且逻辑严密的虚构世界，让读者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现实。这种奇幻书写，本质上是对现实道德秩序的深度映射。此外，《贝奥武夫》现存手稿《科顿手抄本》（Cotton Vitellius A.xv）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幸存”的奇幻史。它在1731年大火中边缘焦黑、字迹模糊，这种物质层面的残缺感，与史诗中“末世”的书写形成互文，进一步强化了奇幻叙事的厚重感。

《科顿手抄本》（Cotton Vitellius A.xv）

《贝奥武夫》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宇宙观，即存在“围栏之内”与“围栏之外”的二元对立。围栏之内，即史诗中的鹿厅，是光明、温暖、秩序与法律的象征；围栏之外，即荒原、沼泽、水下洞穴，则代表寒冷、黑暗、混乱与放逐。奇幻叙事作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构建了“现实世界—奇幻镜像”的结构：围栏之外的奇幻世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对围栏之内现实世界的扭曲与模仿；英雄与怪物的战斗，本质上是人类文明与自身阴暗面的搏斗。

意象一：格伦德尔——人类伦理的反向镜像

格伦德尔作为史诗中第一个核心怪物，具有鲜明的“熟悉的陌生感”。在形态上他高度拟人，有头颅、双臂，能直立行走，同时也拥有情感；然而他却因“该隐后裔”的身份而被赋予原罪属性。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亲族杀戮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格伦德尔作为该隐的后代，成为人类文明内部暴力冲动的具象化表达。此外，他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全面否定。作为“反向武士”，他遵循与英雄扈从制完全相反的逻辑：不分享食物反而吃人，拒绝法律与赔偿，因此成为一位“政治虚无主义者”。格伦德尔对鹿厅的袭击，反复提醒人们，暴力并非仅来自外部，当社会契约失效，人与人的关系将退化为捕食者与猎物，这构成了人类对秩序崩塌的终极恐惧。

《贝奥武夫》中的格伦德尔

意象二：水下洞穴——文明秩序的倒置镜像

格伦德尔母亲居住的水下洞穴，是鹿厅的恐怖倒影，即“反向大厅”。这里呈现出物理与伦理的双重倒置：水面上燃烧着“怪异的火焰”，违背了水火不容的自然法则；象征高贵的赤鹿宁愿在岸上被猎狗撕碎也不愿跳入水中，划定了一条连野兽都知晓的本体论边界。在这个反向空间中，性别权力也被翻转。格伦德尔的母亲作为“反向王后”，不像人类贵族女性那样充当“和平编织者”，而是像男性武士一样诉诸暴力复仇，颠覆了父权秩序下的性别边界。

更为关键的是，史诗通过“失效的兵器”审视了人类技术的局限。贝奥武夫佩戴的名剑“赫伦汀”在水下无法造成伤害，象征着人类工艺技术在面对原始混沌时的失效。最终斩杀怪物的是一把远古巨人的剑，但该剑在接触怪物毒血后瞬间像冰一样融化，只留下剑柄。这一奇幻细节揭示了残酷的真理：人类依靠火与锤锻造的技术文明，在面对宇宙深处古老的敌意时，不过是脆弱的幻象，顷刻间便会瓦解。

意象三：巨龙——时间与贪婪的虚无镜像

史诗第三部分出现的巨龙，是西方奇幻中最经典的形象。它不仅仅是野兽，更是火、飞行与“囤积”的化身。在日耳曼英雄伦理中，财富的价值在于“流动”，国王通过分发指环换取忠诚；而巨龙盘踞在宝藏之上，不分发、不使用，仅为了占有而占有。它是“反向君王”，象征着资本的停滞与绝对的贪婪。同时，巨龙也是“时间的镜像”。它冷漠地见证了古代族群的灭亡，守护着充满悲伤记忆的死者宝藏，代表了宇宙中的虚无。贝奥武夫与龙的战斗，是“人类创造意义的瞬间”与“宇宙深层虚无的永恒”之间注定失败的抗争。最终，英雄陨落，他用生命换来的黄金被重新埋入地下，像从前一样无用。这完成了对现实最冷峻的揭示，在漫长的时间荒原上，文明只是短暂的火光，而虚无才是永恒的主人。

综上所述，《贝奥武夫》的奇幻叙事构建了严密的存在论体系，三个核心意象分别对应人类社会的伦理、自然与时间镜像。格伦德尔作为“伦理镜像”，映射人类内部的罪恶与暴力冲动；水下洞穴与格伦德尔母亲作为“自然镜像”，批判人类用技术理性征服自然的傲慢；巨龙作为“时间镜像”，彰显宇宙虚无与人类努力的徒劳。这些奇幻元素并非制造廉价惊悚，而是通过极端化的超自然“他者”，让人类在对比中看清自我世界的本质。正如托尔金所言，神话与童话的功能在于“擦亮被日常琐碎蒙蔽的视觉”。《贝奥武夫》中的奇幻叙事，正是黑暗时代诗人们对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那些扭曲怪诞的异界形象，精准捕捉到了人类经验中最令人颤栗的真实。

跨文化对话：东亚异界与西方奇幻的同与异

张永维：袁帅同学，我很赞同你研究的结论。我主要关注日本及东亚古典文学，采用“异界”概念，而你聚焦英国早期文学，使用“奇幻”概念，虽表述不同，但核心均指向对超自然现象与人类未知领域的叙事表达。东西方古典文学的差异有目共睹，我更想谈谈共通点：东亚古典文学，以日本为例，日本古典文学深受佛教影响，同时融合本土信仰；西方早期文学则以《圣经》接受为核心，宗教元素同样贯穿其中，呈现出“异中有同”的特质。另外，你的研究有两点特别值得我学习：一是文本解读深入本质，能透过“龙”、“剑”等元素揭示深层含义，实现了从现象阐释到认知层面的提升，这与我“文学研究应上升为认识问题”的思考不谋而合；二是研究方法极具创新性，将沉船考古等实证资料引入西方文学研究，且古英语文献解读难度较高，这种跨学科视角十分难得。你结语中“奇幻是一种严肃的认知工具”的观点，我完全认同，东亚文学中“遣唐使”“唐土”等虚构元素，类似王小平老师提出的“文艺中国”概念，本质是通过异界叙事折射社会现实，成为“社会的显微镜”。后续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重点挖掘日本与英国古典文学中的海洋元素？

袁帅：谢谢！出于对《霍比特人》等作品的兴趣，我结合英国文明史的研究方向，反复研读了《贝奥武夫》及其相关著作，同时也深受托尔金《论童话》及《剑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导读》的启发。

您提到的宗教影响，在古英语文学中确有深刻体现。以《旧约》中的《友弟德传》（Judith）为例，在古英语同名诗歌中，主人公友弟德从原作中“依靠计谋与诱惑取胜”的寡妇形象，被重塑为“智慧、圣洁、果敢”的上帝勇士形象。这种情节与人物特质的显著本土化改造，有力地印证了文学在跨文化移植时，往往会基于自身的文化语境进行适应性调整。

关于您提到的海洋元素，学界曾有观点认为，日本的“物哀”美学或许与海洋环境相关——海上雾气所营造的朦胧感，催生了独特的悲怆审美。这一视角虽未成定论，却极具新意。反观西方文学，海洋元素同样占据核心地位。从《贝奥武夫》中主人公乘船破浪而来，到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将“乌托邦”设定为孤悬海上的理想国，再到《鲁滨逊漂流记》以海洋漂流为叙事核心。地理环境对文学特质的塑造显而易见，尽管东西方文学在海洋书写的气质上存在差异，但其间的共通之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张永维：你的补充很有价值。《松浦公物语》中引用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以“雾”呼应海洋环境的审美特质，也印证了岛国海洋属性对本土文化与信仰的渗透。今天的交流让我收获良多，你的研究方法为东亚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围绕奇幻及异界元素、宗教影响、地理环境与文学特质等议题，深入探讨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与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