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社会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的“如轼”后半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的“如轼”后半生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6年03月12日 08:32

3月8日，“无限春风——《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新书发布暨签售会”在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学者、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院长周月亮，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祝勇，知名文化博主张志浩，《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的作者刘墨等围绕该书进行了精彩对谈。

“无限春风——《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新书发布暨签售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是一部挖掘苏轼与“小人物”交往的温暖之书，被贬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超越的起点。黄州之后，苏轼虽也曾重返权力中心，但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贬谪在外，所以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到庙堂之外的漫长时间里，他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朱寿昌、王齐愈、詹范、卓契顺、林行婆、姜唐佐等，这些历史典籍角落中的人物，给颠沛辗转中的苏轼以具体的温暖、帮助和陪伴，是东坡人生中的“贵人”，助力苏轼超越自己和时代，成为影响千年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臧永清在致辞中认为，苏东坡所代表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智慧，“以民为本、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热爱生活、拥抱自然”的生命态度，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对谈现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良志通过视频的方式评价了《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一书在中国美学发展研究和资料梳理方面的推进作用。周月亮则认为，苏东坡之所以能够为当今世人提供情绪价值，是源自他个性中的“旷达”和“韧性”。他用天然的幽默和善意面对世界和世人，他的韧性不是精神胜利法，是人道的光辉的载体，自带高贵感。他的旷达与韧性是超越时代、超越算法的性情底色，因而千年后人们仍然喜欢苏东坡，愿意从他身上寻找一种精神脊梁。

祝勇认为，《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有两大特点：其一，写作视角聚焦小人物，苏轼经乌台诗案贬谪、跌落凡尘历经磨难后，才蜕变为后世熟知的豁达东坡，这些民间小人物正是陪伴他走过坎坷岁月的核心；其二，摒弃完整书写苏轼一生的常规写法，精准选取黄州、惠州、儋州三段贬谪岁月，正是这段最困顿的时光，彻底激发了苏轼的精神斗志与文化创造力，成为他人生与文学成就的核心高光阶段。张志浩从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出发，认为苏东坡成为当代流量密码，是因为他身处单一评价体系仍坚守自我的态度，精准契合当下内卷、焦虑的年轻人对精神出口的渴求，这份不被外界框定的态度极具共鸣。

以下内容选自《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

作者：刘墨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一张围攻苏轼的“网”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接到任命的苏轼离开徐州，三月十日到了南都，既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弟弟苏辙，也去拜访了他的大恩人张方平。

此间，苏轼还小病一场，然后就在弟弟那里静静养病。

半个月后，苏轼动身前往湖州。

在赴任途中，他先到了灵璧镇，应张硕之请，写了一篇《灵璧张氏园亭记》；过扬州时，他的老朋友鲜于在那里做知州，苏轼做客平山堂，写了一首《西江月》怀念他的恩师欧阳修。释德洪在《石门题跋》中记张大亨的话说：“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张嘉父谓予曰：‘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纸，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的确，这时的苏轼得意至极！

而苏轼并不知道，一张围攻他的“网”，已暗暗地张开了……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到湖州后的苏轼依例向皇帝进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神宗皇帝喜欢苏轼的文章，读得入迷时，吃饭都会不知不觉地停下筷子。

因为这封谢表，暗中窥伺他已久的政敌终于出手了。

苏轼之所以受到这些人的攻击，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离开了京城；另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也被罢了相，皇帝以吴充为相。反对新法的大臣们多数已经退居于野，苏轼自然就成了他们集体围剿的目标。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他将苏轼谢上表中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解读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因为在何正臣看来，苏轼对于新法的指责与嘲讽，几乎无处不在：“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

纪录片《定风波》（2023）剧照。

神宗皇帝接到上奏后，似乎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将奏表交中书复议。

七月三日，曾被苏轼讽刺过的李定也上札论苏轼有四大罪过，因为在李定的眼中，苏轼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却浪得时名、偶然考中制科进入儒者行列的混子而已，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肆无忌惮地以诗文诽谤朝廷大政，像他这样特别能蛊惑人心的人，不能掉以轻心。

苏轼的命运危在旦夕。

大量手稿是如何被毁的？

七月二十八日，钦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日夜兼程赶到了湖州，将苏轼逮捕解往京师——虽然在此之前，王诜已经将消息透露给了苏辙，苏辙派人连夜捎信给苏轼，但皇甫遵仅比苏辙派出的送信人晚到了一步而已，茫然中的苏轼还没来得及做好任何准备。

朱《萍洲可谈》将这一场面记得极富戏剧性:

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室，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

文字虽短，但场面描写却极为生动：苏轼的“错愕”和家人的“号泣”以及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湖州人的“涕泣”，都让这一幕充满了戏剧色彩。

但仔细排比这一时期的史料，会发现奉命逮捕苏轼的人还是给了他一点儿时间，让他与家人道别。苏轼甚至有时间给苏辙写一封信，他也许想到自己这一行“必死无疑”，信中交代了许多后事——但奇怪的是，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苏轼所有文字的文献中，却独独不见了这封信！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被押解入京的途中行至太湖鲈香亭下时，月明如昼，波光粼粼。此际，押解他的船出了故障，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开始修理船舵。

苏轼却心神不宁，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他清楚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会牵连到许多亲友，这些亲友也会因他而被捕入狱……想到这些，苏轼觉得不如索性纵身入水，让一切都戛然而止的好。

不过，那些奉旨押解苏轼入京的吏卒却十分尽责，这些人在他的前后左右将他看护得严严实实，使他几乎没有机会自杀；同时，他也因想到自杀之后弟弟苏辙不知会被如何处置而打消了这一念头。另外一种说法是，他的确曾试图跳水自杀，然而在这一紧要关头被一个监卒死命拉住。此后，对他的看守更加严密。

文献没有留下这位监卒的名字，但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这位监卒。如果苏轼此时自杀，包括《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内的一千一百篇文章就没有了；包括“不识庐山真面目”等在内的一千多首诗就没有了；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内的二百首词就没有了；被后人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没有了；中国文人写意画的代表之作《枯木怪石图》就没有了；西湖上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就没有了；甚至“东坡肉”也没有了……此时，四十四岁的苏轼正好处于他人生的三分之二时段，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