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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中国古代“卫生”未成系统的原因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07月02日 18:31

原标题：于赓哲：中国古代“卫生”未成系统的原因

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剖析和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中古时代观察医学的视角更多的是“他视角”，这种“他视角”是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分层、纠缠、融合，他关注其“如何塑造传统医学”。其新著出版于年初，其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以下节选自《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一书，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是从未有过类似欧洲黑死病那样影响巨大的疫情，因此也很难因为刺激而将种种与卫护健康相关的手段进行整合和修正，形成所谓“卫生”。既然对疫病成因的认识难以突破气的观念，那么如何应对这种疫气就是这些手段的主题，而其所采用的实际办法往往与现代医学某些要点暗相契合。例如元和五年（810）柳公绰向皇帝进献的《太医箴》：

布寒暑，不私于人。……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清洁为堤，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必丧真，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

柳公绰的本意并不是阐释医理，而是以此劝诫皇帝不要痴迷于享乐，要以德为治国之先，而德对治国的重要性就如同那些卫护健康的手段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但这段话无意中颇能反映当时对“卫生”的看法：1“气”弥漫天地之间；2“清洁”是抵御疾病的堤坝；3“气行无间，隙不在大”，即气是无孔不入的；4个人的修行可以抵御疾病。

这里提到的清洁、个人体质的增强均符合现代卫生之道。但是问题在于谁来整合？如何能放大成为公共事务？这两个问题恰恰是中国古代卫生的瓶颈。以现代人的视角考虑卫生问题时，难免会将目光投向医人阶层和政府；而显然在中国古代两者均未有这样做的动机。首先来看医人。因为医术原本就只是应对疾病的众多手段之一罢了。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指出：如果将“医”看作是当时人认可的应对疾病的手段的话，那么古代“医”的范围十分宽泛，人员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医人”，也包括僧道、巫觋（手段包括宗教、巫术和物理化学疗法），他们也是医疗团体的重要组成。甚至于还有部分人群拒绝进入医疗体系内，例如当时宗教、巫觋手段盛行，很多人信巫不信医，这一点在南方尤为突出，一直到宋代还有很多地方从不知医药为何物。另外，持“命定论”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将生死和疾病看作是天数已定，因此拒绝进入医疗范围内。另外，长久以来医疗资源的匮乏导致很多民众习惯于自救。例如灸法的盛行就是一个证据，而政府也在鼓励民众采取自救。因此面对疾病的威胁，医人原本就不是唯一的对抗力量，而且中国古代医人缺乏宗教团体作为后盾，完全仰赖市场生存，所以他们只需满足“适医阶层”需求即可（以中上层社会为主）。

在印刷术普及（10世纪）之前，医界留下著作的人屈指可数，可以说话语权掌握在医界精英手中。而观其对医学的态度，可以感觉到在魏晋时期医人似乎更关注个人的成仙得道，对于公共事务缺乏兴趣。而且这是一个道教定型的时代，也是神仙思想浓厚的时代，甚至政务活动中巫术行为都屡见不鲜。有不少医界精英的目光主要着眼在如何成仙久生之上，林富士《试论中国早期道教对于医药的态度》对此已有详论，此不赘。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的部分医界精英医技的精进只可归因为宗教理想的需求，显然不会致力于公共事务。而一般的基层医人影响力有限，文化水平亦有限，人数虽夥但多蝇营狗苟之辈，所重者财货也，正如葛洪轻蔑指出的那样：“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可以说无论是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医人，还是占从业者大多数的基层医人，均缺乏为全民健康考虑的动机。尤其是那时的医患关系决定了医人只习惯被动地等待患者的召唤，而没有采取主动措施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大规模疫情，医人不见得认为自己是应对的主力。他们并不缺乏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没有把这种责任感升华为“卫生措施”的动机和能力。

在传统医学思想中与“卫生”最为接近的是“未病”思想。

所谓“未病”指的是疾病处于潜伏状态，人的机体已受邪侵但尚处于无症状或症状较不显著阶段。这里包含着对医、患两方面的要求，首先，此时洞察病情是医者的至高境界，故备受推崇。其次，患者可通过个人的修行达到将疾病遏制在萌芽状态的目的。例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八《地真》：“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

《兰室秘藏》认为个人生活细节的注意可保证健康：“夫上古圣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百岁乃去，此谓治未病也。今时之人，去圣人久远则不然，饮食失节，起居失宜，妄作劳役，形气俱伤，故病而后药之，是治其已病也。推其百病之源，皆因饮食劳倦，而胃气、元气散解，不能滋荣百脉，灌溉脏腑，卫护周身之所致也。”《备急千金药方》卷二七《养性》：“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这里提到“性善”，事关人的个人修行，孙氏甚至认为这比药物还要重要。

本于中国医学的朝鲜《东医宝鉴》也有类似看法：“至人治于未病之先，医家治于已病之后。治于未病之先者，曰治心，曰修养；治于已病之后者，曰药饵，曰砭。虽治之法有二，而病之源则一，未必不由因心而生也。”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是保持健康的首要条件。

从这两段重要的论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并不是从规避和消除病源角度考虑“未病”问题，而是将预防未病看作个人修行，并且是衡量医人水准的重要标准。按理说有关未病的概念最接近卫生概念，但是很显然，传统医学又把这个概念归结为个人事务———患者与医者的个人事务。所以并不存在针对未病的“卫生”机制。所以长久以来，医者对于全民健康的促进也主要是体现在个人行医和著书立说层面。清代《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九《论养生》的作者在目睹西方人的种种卫生措施后，对中国人各自为战的现象痛心疾首：

遇有疾疫，不特各人自谋医治，自为保卫，地方官府尤必代为之计，使合境之人同登寿域而后已。较中国之施医设局，任人自便，来者听之，不来者勿强不同。

中国“施医设局，任人自便”的举动实际上是古来传统，将个人纳入公共卫生体系需要政府、医人、医学思想共同努力，但是医者以及以其为载体的医学主流思想很明显未曾向这个方向努力过。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所谓“卫生”与现代化的卫生迥然有别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化的卫生体系是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无论是接种、隔离、环境清洁都需要强制性作为保障，近、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技术力量也是卫生措施得以实施的技术基础，而古代社会显然是缺乏这种保障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威权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政府处于金字塔尖。按理说能够将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建立卫生体系的只有政府。中国历史上的官医系统一直不发达，与多数医学史研究者认为的相反，表面看起来健全的机构一则规模有限，二则职责局限于为宫廷和官府服务，对整个社会的帮助十分有限。而且除了官医机构，也没有哪个机构对公共健康负责。相关问题笔者《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已有论述。兹不赘。以往的研究者经常列举古史中政府种种“卫生行为”，借以说明中国古代已有卫生事业。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措施往往是零散的、非持续性的，并非统一规划，而多半与官员个人兴趣有关。其中很多属于无心插柳，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卫生效果而已，行为者本身并不属意于此。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