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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如何看“魂灵”问题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1年02月23日 07:11

原标题：鲁迅如何看“魂灵”问题

在小说《祝福》中，鲁迅塑造了“我”和祥林嫂这两个人物形象，让他们见面并进而探讨超验世界的问题。在描写这一主题时，首先是通过柳妈引入的，她对被迫改嫁过的祥林嫂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为了化解这一难题，柳妈同时给出了良方：“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于是本没有什么信仰依托的祥林嫂，用一年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

在这段描述中，所谓阴间、阎罗王、土地庙、捐门槛等术语以及贞洁观念、家庭伦理等，已经是混合了佛家、道家和儒家等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其间有矛盾冲突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像四叔虽然是“讲理学的老监生”，特别重视祭祀，却又钟情于陈抟老祖的道家。不过，祥林嫂在佛、道方面的努力，还是被儒、道合一的四叔打败。

这一过程中，尽管“我”并未在场，但那一句近乎理直气壮的“那我可不知道”，不但表明“我”对祥林嫂漠不关心，而且对一度给她生活信心的精神信仰也没有关注。

现实中落败的祥林嫂似乎对讨饭的生活并不太在意，但对于死后的问题却非常记挂，于是在生命走向末路前，向“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进行求证：“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三个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生命的终极问题，尽管这个终极问题看起来不那么纯粹，但就问题的关键——“我要到哪里去”来说，还是可以归之于超验世界的层面。遗憾的是，祥林嫂并不知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党”，对于超验世界“向来毫不介意”，于是也就只能得到一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答案。

既然“我”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当然应该知道新文化中必然包括“科学”这一内容，因为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这个口号相号召的。作为预先被设定为科学信奉者的角色，“我”当然应该直接回答祥林嫂：人死后没有魂灵，也没有地狱。但是，“我”反而回答，“也许有罢”“论理，就该也有”，之后马上又补充说，“然而也未必”“实在，我说不清”。这样旗帜不够鲜明的态度，明显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可见这个所谓的“新党”真的不够“新”。

如果就此以为“我”之不够科学、不够“新”，是鲁迅着意要批判的，那就误会了，因为鲁迅在这里首先给予了“我”极大的同情，然后才落脚到批判这一目的。不过这批判不是因为不够科学、不够“新”，而是“我”这个自命维新的“新党”竟然对超验世界“向来毫不介意”。

何以这样说呢？这就需要认真审视一下鲁迅的思想深处关于超验世界的看法了。早在1907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撰写过《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其中就有：“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能够不简单地将科学与宗教对立，并意识到“超科学之力”，可见鲁迅思想之开放性和多元化。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鲁迅在《破恶声论》写道：“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面对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鲁迅虽未像马相伯、许地山和陈衡哲等基督徒那样公开进行辩护，也没有参与周作人、钱玄同等教授发布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但并不表明他对此充耳不闻。至于1923年由丁文江、张君劢等发起的“科玄论战”，鲁迅表面上同样保持冷眼旁观的态度，没有公开撰文，但经过酝酿，最终创作了小说《祝福》。

事实上，鲁迅清楚那些科学主义者大多并没有思考过人究竟有没有魂灵这一问题，就像小说中“我”所说的那样，“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谁来管这等事”。鲁迅也让“我”进行了反省：“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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