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 | 余泽民：不写作的翻译，很难成为好翻译

8月9日，著名翻译家、作家余泽民带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天笼》在苏州慢书房做了一场分享会，与读者谈起一段让他重新提笔写小说的经历，谈起翻译与写作互相反哺的关系。

一条没有设计的路

2021年春，余泽民在匈牙利住了10天院。这次不算愉快的经历让他很受触动，创作了《天笼》这篇小说。

“我当时在病房里，四人间排了七八张床位，很紧，我住院期间，有人进来，有人去了ICU，有人离世。”余泽民回忆，当一个病人去世之后，护士会进病房，用白布围住逝者的病床，和其他病人说，再等一等，他灵魂散去之后再拉走。“我就躺在病床上，望着白布的上方，看看会不会有‘烟’（灵魂）冒出来，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很可笑，但在当时特别现实。我每天都会想到底有没有灵魂？如果有，它是集中在一个器官，还是散漫在整个机体里？是怎么从身体里出去的？灵魂到底走没走？是不是我没看见？如果有灵魂，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它？”这是《天笼》这篇小说的开始，这篇小说就是写一个灵魂的离去。

《天笼》先是登在国内著名文学期刊《江南》上，后经一位汉学家翻译成匈语，引起不小的讨论，再后来又被翻译成德语传播。

余泽民的写作既有医生看待问题的准确性，也有心理学家的细腻，同时又有文学家对语言的敏感与想象力。但对两位匈牙利诺奖得主作品的成功翻译，多少掩盖了余泽民小说创作的实力。

事实上，余泽民从没有想过做翻译工作，更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余泽民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这样的学历背景让他“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开一条自己的午夜热线”。

1991年，26岁的余泽民去了匈牙利。做过多种职业，寄居在朋友家里。那段漂泊给了他大把时间去观察周围的人，去想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他开始写日记，“只是一种记录，从来没想说写一篇小说，打死我都没有这个野心”。

转折出现在1998年。作为助理、翻译，他陪匈牙利作家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在中国走了一个月。余泽民和拉斯洛在1993年前后就认识了，“有生以来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作家，又陪他到中国，每天都住在我妈妈家，睡在一个房间，朝夕相处，从早聊到晚。”而在上世纪90年代，“作家是非常神圣的，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职业”。回到匈牙利后，余泽民对拉斯洛的写作产生了好奇，硬着头皮翻着字典翻译他的小说，“我的翻译是这么开始的，一是想了解他，二是想自学匈语，那时候我的口语和听力还凑合，但是还没有到达阅读小说的程度，他勾起了我的兴趣。”

1999年到2002年，余泽民像着魔一样翻译。2000年，他在翻译一篇瑞典小说时，“翻了几页就觉得特没劲，我肯定写得比他好。”他不想往下翻了，干脆改写，但改写也行不通，索性重构了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把自己对父母关系的感受投射了进去。这篇小说叫《匈牙利舞曲》，是他的处女作。

“我去匈牙利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父母对我们特别宽容，可以让我转专业，甚至丢掉当时大学生的干部指标，把档案调到街道，弄一个待业证出国。包括我弟弟，他是学自动化管理的，但是喜欢打鼓，跟窦唯组乐队，给何勇、张楚打鼓。我父母非常开放。”

但因为读书、住校的关系，余泽民跟父母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但出国之后，当他给父母写信时，才突然意识到跟父母的疏远，“尤其是跟我父亲，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家都不叫‘爸’，而是叫‘哎’”。

但他没有立刻走上作家之路。写了之后谁也没给看，“周围人谁都不知道我在写小说”。2005年，一位在匈牙利的华商想拍一部连续剧，找他合作做翻译。余泽民说：“我不仅能翻译，自己也写一些故事。”他把之前写的中短篇发了过去，过两天对方告诉他，在国内出版了。那几个月，《当代》《十月》《作家》等杂志把他的十几篇小说相继发表了出去。同年，作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同时入选的还有徐则臣和张楚。

但余泽民依然没有全职写作。“我生活在匈牙利，和中国的读者没有交流”，翻译依旧是他与文学世界对话的方式。

2025年拉斯洛获诺奖之后，作为翻译家，余泽民再次热了起来。周围的朋友劝他，“你自己也要接着写”，在大家的催促下，《天笼》这部书才得以出版。

创作像野草一样生长

“在外语中安身，在母语里安心。”翻译给了余泽民安身的凭仗，写作则是他返回母语的路径。两种身份在他身上缠绕了三十余年，最终交汇在这本薄薄的集子里。

余泽民形容自己的写作是像“野草一样生长”，他的写作没有目的，他没有想过去发表，更没设想读者想看什么。

这部集子里，每篇小说的起点都不同。《火凤凰》源于余泽民布达佩斯有轨电车上看到的一幕：一个又骚又臭的流浪汉坐在角落睡觉，乘客都躲得远远的，一个匈牙利小孩下车前特意绕过去往他手里塞了点钱。那个场景一直在余泽民的脑子里转。“太感动了，我做不到的。我想流浪汉醒来之后，发现手里有钞票，可能会觉得真有天使来过”。他想把这个场景写下来，以此为出发点，最终写成了一篇小说。

这部小说集，前三篇和后两篇跨了20多年，语言上有很大的差别，余泽民说，“因为这20多年里的翻译其实给我了很多的养料。”最典型的影响来自诺奖作家拉斯洛对长句的使用。拉斯洛说，有的作家喜欢短句，有的喜欢长句，他选择长句是因为“有话可说”，长句不让你插嘴，一直保持一个长叙述。他还有一个解释：“句号属于上帝。”他认为，常人说话不会有一个完整的讲述，除非他死了。所以他尽量不用句号。

“我理解了他的理念后，就试着在《天笼》的开头用长句试一试。”余泽民说，“长句是一个手段，让大家一直跟着读，慢慢可以相信你的叙述。”

余泽民的写作，与其他海外华人的创作有很大不同。余泽民说，“我并不想当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作家，我不是写完全纪实性的，更不是写华人的奋斗史，基本上是写在一个异域的、欧洲文化的背景下的华人的心理冲突或者感情纠葛，或者说是对于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识。”从这一点说，他的小说具有了世界性，小说背景可以放在捷克，也可以放在非洲。

翻译家、作家，对于自己的双重身份，余泽民如此评价，“不写作的翻译很难成为好翻译。因为写作的经历，你对词语的敏感度会大大增强。”他认为，翻译与写作在他身上互相反哺。这20年间，即便是时不时才会想起来写一篇小说，他也出版了10部自己的文学作品，对于今后的写作，他说，“我希望从今年开始，翻译和写作齐头并进”。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朱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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