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柏林|崩溃了我就开开玩笑

路易莎·穆拉迪扬
我对诗歌知之甚少,但拿到路易莎·穆拉迪扬(Luisa Muradyan)的诗集《崩溃时我就开开玩笑》(I Make Jokes When I'm Devastated)时,竟特别喜欢,随身携带。穆拉迪扬是一位美国杰出诗人,曾获2016年美国印普林特出版社唐纳德·巴塞尔姆诗歌奖,2017年又凭第一部诗集《美国的光辉》(American Radiance)获得《草原帆船》诗集奖。她的诗歌还发表于《三便士评论》《密苏里评论》《乔治亚评论》《爱荷华评论》等文学刊物,其中《引用圣经》(“Quoting the Bible”)更入选“美国最好诗歌”( Best American Poetry)。
她所写的很多东西,是一个乌克兰人移民离散的体验,但也是其他国家移民的共同体验。又因眼下的俄乌战争,父辈祖父辈的苏联经历,题材更为丰富。诗的信息量极大,也好在有诗歌这种可以腾挪跳跃的媒介,各种意象杂而不乱,多而不繁。她的诗歌世界如同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洞窟:洞中有洞,曲折幽深,层层相连。走进去以为已经看见尽头,转过一个弯,却又进入另一重空间,偶尔还会听见从幽暗深处传来的回声。
穆拉迪扬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1990年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刚抵达美国时,她担心自己会忘记曾祖母的长辫子、她说话的声音、市场里草莓的味道,以及黑海,于是在脑海中不断重播这些记忆。对一个刚刚跨越国界的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自我保护:如果身体已经离开故乡,那么至少要把故乡保存在记忆里。后来,这种保存记忆的方式变成了诗。
穆拉迪扬的第一本诗集《美国的光辉》很自然地围绕着一个移民孩子来到美国以后不断追问的问题展开:什么是美国人?什么又是家? 她笔下的美国是由流行文化、家庭生活、消费品、历史、语言和记忆拼接起来的一个庞大而喧闹的世界。乌克兰、苏联、美国,祖母、父母、孩子,历史和当下,都在她的诗里相遇。《美国的光辉》写的是一个孩子离开故乡之后如何成为美国人,到了《崩溃了我就开开玩笑》,穆拉迪扬面对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我已经成为美国人之后,我该怎样面对自己从上一代那里继承的一切?

路易莎·穆拉迪扬诗集《美国的光辉》
这本诗集里,穆拉迪扬最突出的才能,是把幽默、荒诞和流行文化变成处理家庭、移民、战争和代际创伤的诗歌工具。
作为书名的《崩溃了我就开开玩笑》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走一遍苦路,
大多数导游都会礼貌地指给你看一个地方,
说他们相信,耶稣或许曾在那里跌倒,
又或许,曾在那里遇见他的母亲。
这处圣地,
也许就在向西几米之外,
也可能,就在那边的纪念品商店里。
我们活在一个“差不多”的世界:
落在村庄里的导弹
没有直接击中我祖母童年时的家,
但也已差不多了。
……入侵者声称,
他们无意轰炸巴比亚尔,
可他们的炮弹,也差不多中了。
我的曾祖母也没有那么“犹太”,
但也已差不多了。
当你问我,
面对悲剧,能不能有另一种回应,
我往往从一个笑话说起。
这当然不是悲伤真正的形状,
甚至算不上悲伤应有的模样。
但我向你保证:
它已差不多了。
诗人借耶路撒冷的苦路开篇:导游指向某个地点,声称那或许是耶稣跌倒或遇见母亲的地方,但这个圣地也可能只在几米之外,甚至就在纪念品商店的位置。地点的真假与距离的模糊,构成了全诗“差不多了”(够近了)的核心意象。诗人随后将这种空间上的“差不多”延伸至历史创伤与个人身份。诗人说自己面对悲剧往往从笑话开始,笑话当然不是悲伤本身,却也已经够接近。这首诗结构颇为漂亮:空间上的“差一点”,到历史上的“差一点”,到身份上“差一点”,到情感表达上的“差一点”,终于使得悲伤和滑稽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走到了一起。她的诗让人发笑,幽默里蘸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笑声并没有消解悲伤。诗歌中,诗人把乌克兰离散经验放进美国日常生活里,同时写乌克兰的毁灭和美国的超市,写苏联科学家和奶酪工厂。
穆拉迪扬成长于前苏联时代的敖德萨,对犹太传统的认识并不一定来自系统的宗教教育,却来自家庭记忆以及历史本身。她曾谈到,在苏联,犹太身份像一件脱不下来的毛衣,无论一个人是否主动认同,它都跟着你。但来到美国以后,她又必须重新理解这个身份。她不知道所有祷告词,却知道祖母经历过什么;她可能不熟悉所有宗教仪式,却继承了一个民族无法轻易摆脱的历史。
历史责任感,是《我在崩溃时开玩笑》与《美国的光辉》之间出现的重要的变化。第一本书里的穆拉迪扬更多是一个女儿,一个从故乡来到美国的孩子;第二本书里的她已经成为母亲。她不再只是那个试图理解上一代故事的人,而成为了必须向下一代解释这个世界的人。于是,家庭历史、战争、奥斯维辛、宗教、死亡以及日常生活开始同时出现在她的诗里。她并没有因此变得苦大仇深,庄严肃穆。她让奥斯维辛与流行文化相遇,让祈祷与日常琐事相遇,让母亲和汤姆·克鲁斯相遇。她笔下有苏联科学家,也有美国超市;有祖母的墓碑,也有芝士蛋糕工厂;有《圣经》,也有《黑道家族》。这些东西看起来彼此毫无关系,但穆拉迪扬似乎故意不让它们保持距离。

美剧《黑道家族》海报
她也有不少女性的书写。她笔下的祖母是是家庭成员,也是历史携带者。她有一首诗,标题本身就像一个微型故事:“每个月,我的祖母都会给一个陌生人寄钱,让他在敖德萨她母亲的墓碑前放花。”祖母已经离开故乡,却仍然通过一个陌生人维持着与故乡的联系。墓碑在那里,母亲在那里,而她本人已经不在那里。于是,一个看似私人、甚至有些琐碎的行为,突然包含了移民、死亡、记忆和几代人的历史。有的人喜欢把个体经历套入宏大叙事,穆拉迪扬诗歌总把沉重的历史记忆,以及与现实衬照而显出的张力,安放在具体的人身上,因而她的声音更锐利,更聚焦。
成为母亲之后,她的诗里也充满对母性角色的反思。她在前一首诗里写道:“常有人劝告,别让母亲进入诗里/横竖都腻味,都煽情/我承认,所以我只写自己光着胸脯去狩猎。”然后接下来的一首,她立马写到一个在亲子论坛里发帖吐槽神兽的亲妈。“各位亲,我真是没招了/我家那娃/断定他是月亮/我怎么劝都没用,我想说/我不知道怎么给一个月亮做妈/现在科学家又说,月亮离地球越来越远/我得承认,有时候我的地心引力/顶多是一个歪歪扭扭的拥抱。”简直是一个崩溃而又充满爱心的妈妈,在一个朋友圈或者Facebook的有趣分享。
穆拉迪扬对诗歌题材的选择几乎是信手拈来。世界皆可入诗。她的题材可包括堪萨斯的燧石山博物馆、中西部的蔬菜店、孩子参加的消防演习、儿童游乐场、情人节初中舞会、芝士蛋糕工厂、果冻、火鸡、廉价的火腿三明治,甚至写餐厅菜单。翻开这本诗集,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诗歌似乎无处不在,只要一个诗人愿意停下来看看。
而且她每一首诗歌里从悲到喜,或是到喜到悲,情感转折迅猛而又自然。比如《在堪萨斯燧石山博物馆》,起点甚至有点滑稽:诗人的儿子把墙上的一朵“草原紫罗兰”扯了下来。工作人员警告,如果他再扯一次,就必须请他们离开。孩子却解释,他只是想把漂亮的东西保存下来。接着,母子走到美国地图前,孩子问:“我出生在哪里,妈妈?”诗人指向休斯敦。“那里有鳄鱼?”“是的,亲爱的。”然后孩子又问:“妈妈,你来自哪里?”这一次,诗人“无处可指”。儿子可以在美国地图上找到母亲的现在,却无法标出那个已经进入记忆、却不再能够简单返回的敖德萨。
孩子继续问鳄鱼,诗人想到苏联动画片里的鳄鱼吉娜。然后,乌克兰又突然进入诗歌,进入电视新闻里燃烧的战争画面,最后又回到祖母的歌声。一个孩子拔掉墙上的紫罗兰,竟然一路牵引出美国地图、鳄鱼、乌克兰战争和祖母。这种写法在《中西部杂货店自画像》(“Self-Portrait as Midwestern Grocery Store”)中更加典型。诗人干脆把自己比作一家中西部杂货店:“我像一排果冻一样美丽/鲜亮的橙色、黄柠檬色青柠檬色、蓝莓色、葡萄绿色。”这样的开头如果放在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里,几乎有点胡闹。一个诗人写自画像,不写镜子、眼睛、脸、身体,反而写超市货架上的果冻。但这正是穆拉迪扬的独特之处。她不是把日常生活当成诗歌的低级材料,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可以成为“自画像”。她写道:“也许我本来就不适合真实世界/也不适合新鲜农产品区/因为这似乎也说得通/我出生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后。”这句话其实可以概括她整个诗集的美学。别人进入教堂寻找庄严,她进入杂货店寻找诗意。

电影《阴间大法师》海报
这也使她的诗歌题材显得格外丰富。比如《我最喜欢的 YouTube 频道》(“My Favorite YouTube Channel”),写的不是政治、战争或者家庭,而是一个诡异的视频:诗人让读者想象“没有迈克尔·基顿的《阴间大法师》(Beetlejuice),却有一百个吉娜·戴维斯”,她们穿着花睡衣,站在一座充满女鬼的房子里。接下来是音乐、家具莫名移动,以及壁炉里似乎出现的一张脸。这几乎就是一个普通人刷视频时可能碰到的各种光怪陆离,却被穆拉迪扬重新组织成了一首诗。她不需要把 YouTube “高雅化”;相反,她保留它本来的荒诞、廉价、古怪和令人着迷的特点,然后让它成为诗歌的一部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的题材非常“家常”,甚至有意避开传统诗歌题材所具有的庄严感。一个孩子参加消防演习,一个母亲带孩子去某个奇怪的地方,一个成年人站在体育馆角落里听一群孩子尖叫着唱《卡罗琳娜宝贝》。生活中绝大多数真正构成一个人的东西,本来就是这些“不值得写”的。
这本诗集有一条十分清楚的暗线:一个人如何继承过去,又如何把过去交给未来。继承并不意味着把创伤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她没有办法改变祖母经历过的历史,也无法让已经死去的人重新回来,但她可以改变自己讲述这些事情的方式。她可以把悲伤写成诗,把恐惧写成笑话,把祖母留在敖德萨的记忆带到美国,再把这段记忆交给自己的孩子。这本小诗集对我们是一个顽强人生的见证:崩溃以后仍然可以说话,记忆,祈祷,当然,也可以开一个玩笑。奥斯维辛代表现代历史中极其严重的集体灾难,而“请为您的参观体验评分”却属于今天消费者文化最普通的语言。餐厅请你评分,酒店请你评分,网购请你评分,博物馆也可以请你评分。当“评分体系”这个极其轻浮、商业化的现代语言遇到奥斯维辛时,是把流行文化和历史创伤并置,形成独特效果。于是,笑话开始暴露一种现代性的荒谬: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把餐厅、酒店、博物馆乃至个人体验全部转化成“用户体验”的世界里,但有些历史经验根本不能被转化成五星、四星或一颗哭脸、一颗笑脸。
诗里的幽默是一种令人坐立不安的笑。诗人没有把创伤写得比生活更大:人们不会因为发生过战争,就从此停止吃饭、购物、养孩子、看电视和讲笑话。历史最深刻的创伤往往存在于这些普通生活的缝隙里。一个人上午想到死亡,下午仍然要去超市;一个母亲可以担心世界的毁灭,同时提醒孩子吃饭;一个祖母可以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却仍然每个月惦记着敖德萨的一座墓。当悲伤大到无法直接凝视的时候,人有时候只能从侧面看它。
它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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