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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顺年/【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佩奇”（4）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12月28日 22:26

原标题：赵顺年/【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佩奇”（4）

我们那个年月的“佩奇”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第四章）

赵顺年

韩美林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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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顺年/【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佩奇”（3）

第四章

1972年过年，我当然也分到了一副“猪下货”。

那年过年诸城县委机关各部门干部职工每人都能分到一副“猪下货”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猪头，从县食品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向亓廉芳书记汇报，到县委常委会议上的研究，一直到我电话通知之后还骑着自行车专门到食品公司当面传达县委常委会议的意见直至具体落实，我可以毫不谦虚地标榜自己，这里面有我算不上很大但也绝对不小的“功劳”，即便不算“功劳”，最起码有我那份我自己认为超乎寻常协调能力的充分发挥和为一副“猪下货”而不是单纯一个猪头而付出的不能言传的暗地里使劲的心机与足足十分的努力。

当我带着我分配到的那一副“猪下货”回家过年的时候，为那副“猪下货”就发生了一件令我感动且久久不能忘怀的故事。但在这里，我要将我拿回家的那副“猪下货”所发生的故事暂且一放，首先写下的是发生在我的同事老于身上的故事。

发生在老于身上的故事在前，我回家过年发生的故事在后。老于同志是我的同事，是我在诸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时的同事。在此文中，恕我不写不用他的实名，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和读者记忆的轻便，我可能用“老于”或“老于同志”的称谓，也可能使用他的雅号“于大路”或“于脚板正”。

老于同志细高挑的个子，有着比较匀称稍显驼背偏瘦的身材（那时机关干部中几乎找不到胖子），窄长的脸颊透着黑黝黝的酱色，一双不大的眼睛给人的感觉是格外明亮，只是他那偏大的嘴巴在整个面部五官的结构上布局不那么合理，尤其他说话和笑起来的时候，嘴里露出的牙黑黄黑黄，是标准的氟牙。那标准的氟牙标准的程度别致而显眼，使老于在县委机关各部门干部中的知名度越发非同一般。除了那满口标准的氟牙是老于身上明显的特点之外，在县委机关干部中，老于还属于那种很要好天天整修边幅的同志，他穿衣戴帽比较讲究，而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功夫放在自己双脚的修饰与打扮上。他穿在脚上的圆口布鞋总是规规整整，即便是旧鞋也要洗刷得干干净净。所以，在诸城县委机关干部的穿衣打扮上，他赢得了“某某同志的头，老于同志的脚”的美誉。“某某同志的头”是指那位同志很注重在头上下功夫，他那满头的黑发总是梳理整齐，一丝不苟，分是分，道是道，阳光一照，闪闪发亮。那时没有这“发乳”那“摩丝”等护发亮发产品，人们也不知道有这些产品，但对他的头发倍感稀奇与羡慕，有人便说：某某同志的头之所以整天那么鲜亮光彩，是他买了一块猪肠子上割下来的“花脂”（猪大油）挂在门后边，每当出门时，便拿起那块“花脂”把头发擦擦抹抹，然后再用梳子一梳，所以他的头发才发光放亮。但那时能拥有一块猪肠子上的“花脂”猪大油也不那么容易，人们想学也学不来，因此人们都把学习效法的注意力放在了老于的脚上，因为老于的脚只要勤快一点点，把鞋洗刷干净就可办到。这样，一旦形容某个同志打扮得比较“板正”，穿戴比较整齐，都不是直接夸奖或称赞，而是说：“今天怎么了？打扮得像老于同志的脚似的，要去干什么？肯定有大事吧？”

老于同志的脚，也就成了诸城县委机关干部穿衣戴帽“板正”的代名词。

老于同志的老家是高密县（现高密市）某某人民公社某某生产大队（村）。他是在诸城师范上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先是在师范图书馆工作，后调入诸城县委办公室，专门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登记、归档等等。他老家高密县某某人民公社某某生产大队（村）离诸城县城七十多里路程，那时的机关干部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交通又很不方便，一年间，除特殊情况（父母或孩子有病）老于就是中秋节和春节这两个节日回家待几天，平时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农忙与农闲，他一般都不回家，而是工作在岗位上，可谓兢兢业业。老于是“单职工”。

“单职工”，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和特点的专用名词，并且是针对“双职工”而言的。所谓“单职工”，就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那时所有的企业除了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是拿工资吃国库粮的，其户口叫做“非农业户口”；而另一方未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而是在老家生产队务农，吃的口粮与经济收入是靠“人头”和通过劳动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得以分配，这种情况的人叫做“农业户口”。夫妻双方一个在外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即称为职工，而另一个在老家务农，便不能称为职工，由此，这样的夫妻就被叫做“单职工”。“单职工”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水平一般都没有“双职工”家庭的宽裕，由于生产队粮食产量低，收入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提供给社员可分配的粮食就显得很是紧张，且大都是地瓜或地瓜干，小麦、玉米所占比例很小，有的生产队在分配给社员全年的三百斤左右的口粮中，小麦连十斤都不到，甚至只有四、五斤。生产队的现金分配更是少得可怜，有的连续几年都没有现金分配。“出大力，流大汗，一个工日一毛三”和“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决算倒欠队里钱”不仅是当时大部分农村的真实写照，而且是社员群众的“口头禅”。老于同志因为是“单职工”，其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自然就比“双职工”低很多，加上那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他本人又没有计划生育思想和先进的计划生育措施，尤其受农村“养儿防老、重男轻女”习俗以及农村有男劳力挣工分多分配就高的影响，他一鼓作气生了四个孩子，但都是女儿。当第四个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他一看还是个女儿，便觉得生个儿子还真是很难，而孩子她娘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由此他才放弃了继续生孩子和一定要生个儿子的念头。

老于放弃生儿子，不再继续生孩子时，紧说慢说也就到了公元1972年，即诸城县委机关干部过年能分上一副“猪下货”的那年。

那年，老于年届五十有四，而他那最小的女儿也已经六岁。

当时诸城县委尚未建设档案馆，也没设立档案局，更没分什么处什么科，负责档案的同志都属于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县委及其所属部门的档案存放是在一排平房里，人们习惯上统称“档案室”。“档案室”和县委办公室分前后两排，都是平房。两排平房的间数都是八间，县委办公室在前，“档案室”在后。在“档案室”那排平房的最西头一间，便是“档案室”的办公室兼老于同志的宿舍。为了外来人员到县委办公室办事不至于走错地方，老于别出心裁，在这间“档案室”办公室兼自己宿舍的门东边取暖的煤炉子伸到房子外面的烟筒底下，钉上了一个窄窄的长长的小木牌，并亲自动手在木牌上用毛笔蘸着墨水赫然写上了“档案室”三个字。“档案室”的牌子钉在煤炉子伸到屋外边的烟筒底下这一举措，是老于同志的特别“创意”。他说，烟筒伸到屋外面，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一看见烟筒，也就自然看见烟筒底下的牌子，看到牌子就知道这是“档案室”而不是县委办公室，把牌子钉在烟筒底下，就是为了引人注目，为外边的人到县委办公室办事提供一种方便。

老于还有一个“美称”，是在“老于同志的脚”美誉的基础上，由于他性格随和有加，脾气和蔼可亲，说话慢条斯理，待人接物热情等等综合平衡之后同志们觉得这人很“大路”，便给他送了个雅称“大路”，渐渐地，人们在当面或背后有时便不叫他的名字，而是直呼“大路”或“于大路”了。对此，老于也没有反对而是认可，他说，你们叫我什么都行，所有人的名字只不过就是个符号，是与其他人的区别。

老于的美称，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他不仅与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就是其它部门的同志，平常不管见了谁，都是嘻嘻哈哈打招呼，而且他家里再困难，也从不跟同志们诉说，给人的印象总是没有任何忧愁的感觉。遇见对个人有好处的事情，他从来不争不抢，都是让给别人。有年年底评定机关工作人员困难户，同志们提出老于孩子多，家里肯定很困难，要给予他20元的补助，照顾他家的生活，而老于同志坚辞不受，还强调说：“我就那么几个丫头片子，吃饭少，花钱也不多，不要组织上操心，那钱照顾更困难的同志吧！”

老于平时跟同志们说话往往都带着一种特别的风趣和幽默，别人也爱跟他开玩笑。那时机关的单身职工多，一天三顿饭都在县委伙房的食堂里吃。由于下班时间统一，开饭时间也统一，吃饭的时候人员就高度集中，人们打出饭来冬天就在食堂里边围着小方桌边说话边开玩笑边吃饭，而夏天，大家吃饭的“战场”就挪到伙房前边的敞棚底下很长的水泥饭桌上，吃饭的人们更加集中，一人说话，大家都能听到。这样，老于就成为大家吃饭时开玩笑的中心，有人还戏称老于是机关干部吃饭时的一道“菜”，一到吃饭的时候，在食堂吃饭如见不到他，就觉得少了很多人似的。时间久了，不管哪个部门的同志都喜欢和他开玩笑，即便玩笑开得比较过头甚至过了不少距离的头，老于同志都是不烦不恼，最后付之一笑抑或佯装发怒，更惹来大家一片“哈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