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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康厚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评《英译与回译》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1年03月10日 18:38

原标题：品读｜康厚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评《英译与回译》

文/康厚桥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十几年来致力于中华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便是其优秀研究成果。《英译与回译：一个人类学诗学的回译个案》就是该丛书主编王宏印对中华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之作。

传播学认为：“信息内容是通过一定的符码表现出来的，传播者将特定的内容以一定的符码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即编码活动，通俗讲就是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和制作活动。另一方面，受传者在接收到传来的符码以后，必须经过对符码的阐释和理解才能从中得到意义，因此受传者对符码的理解和阐释过程就是译码活动。”根据信息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做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文字作品传递信息给读者的过程，就好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打电话传递信息。

在作者写作书稿的过程中，将思维转变为文字，这个过程和电话通信中声音信号转化为光电讯号一样，都是形成了一种可传递的编码。文字这种编码信息经过传递，被接收者同样还以打电话传递信息的过程为例，当需要传递的信息是图片信息时，就需要进行对其转码，即将图片信息转化为声音信息，最简单的就是将图片描述出来。这种在两种信息编码间的转化，就可以成为一种翻译过程。

《英译与回译：一个人类学诗学的回译个案》就是王宏印基于多年翻译和传播中华文化实践，对翻译作为两种信息编码间的转化，这种过程是否可以检验、是否有规律可循的尝试性研究的一个总结。

对于回译，很多人都很陌生。好吧，这需要我们深入通信传递的过程，用通信信号检验环节来做类比。当声音信号转化为光电讯号传递到另一个电话时，接收讯号方会首先根据一定的编码规则，检验接收到的光电讯号信息包是否真实、完整，然后才能将光电讯号还原为声音信号。这样的信息传播过程在互联网通信中同样存在，信息传递的编码规则就是多数人熟知的TCP/IP协议等整套规则体系。翻译理论中“回译研究”的提出，则是在尝试研究信息传递过程中，两种编码传递的“信息包”是否真实、完整，进而从两种编码体系间对比研究发现文化间的不同，并最后研究在两种编码体系不能完全对等情况下实现最佳诠释（创作）。如此，王宏印提出了“检验型回译”和“研究型回译”（后来又提出了“创作型回译”的概念）。

对于“检验型回译”来说，初衷应该是对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谬误、遗漏、不清晰等“马赛克”问题进行规避，这在实践中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翻译工作的繁复是光电信号间转换过程远远不能比的，其中涉及多种社会文化以及作者、译者间个体差异带来的“编码”不同，这使得“研究型回译”文本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研究价值。最后，在实践中发现，对文学著作回译的文本具有大多数文学翻译文本的共性，即文学性，因此这样的文本形成了“创作型回译”。

王宏印一开始提出的“检验型回译”，根据这种线性思维是可以被理解的，可见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传播理论的。

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Hall）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这种线性思维，并提出另一种方式思考传播过程。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译码》（1973年）中做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其探讨的“理论基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四个阶段”。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把传播过程看作是一种结构，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之间的接合产生，并一直支撑着这种结构”。王宏印提出的“研究型回译”，其价值是对两种文化间的“互译（交流）”进行对比研究；其后又提出了“创作型回译”。这些与霍尔传播理论所提及的“消费”与“再生产”的情况不谋而合。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进程中，翻译界被寄予“文化走出去”的厚望。而王宏印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敏锐地体察到了传播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他主编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收入的多部专著（如《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翻译与传播研究》《〈蒙古秘史〉的多维翻译研究：民族典籍的复原、转译与异域传播》《翻译传播研究》和即将出版的《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等），都从“翻译与传播”的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因而王宏印提出的“回译”理论，似乎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翻译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打开了一扇窗。

书名：《英译与回译：一个人类学诗学的回译个案》

作者：王宏印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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