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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妈妈｜三明治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1年03月13日 15:46

原标题：合租妈妈｜三明治

浩原是三明治写作学院教授文学精读与写作的老师。上课时，他会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莫言、北岛、罗尔德·达尔等作家的作品，写声音、黄昏、城市的街道……同时他也是一位写作者。这个月，浩原的一篇非虚构作品《合租妈妈》获得了由香港青年文学协会主办的第四十七届青年文学奖二等奖。三明治获青年文学奖协会授权，发布浩原这篇作品。

文｜浩原

阿姨很早就起来了，我能听到她推开房门的声音，门边的地垫被拖远，像一层砂砾，发出粗粝而柔软的响动。我想象着阿姨揉揉眼睛，也揉开黏在脸颊上的头发，走进卫生间里，开始洗漱。她不想要把我们吵醒，动静都很小心。我躺在床上，接着就听到她打开厨房的门，又关上。关门的时候，她也不愿让门把手发出金属笨重的咬合声。她开始做早饭了。那会儿可能清晨七点多，世界灰蓝色，光线丝丝缕缕。

她做早餐，不止一份，时常连我们的也做了。一个月前，在昏暗的客厅里，出现一个人影，穿着黑衣服，看不清脸。我朝人影点头，轻声说了句“你好”。第二天，客厅的门吐进来大大小小的封箱，原来那人影是新的住客，搬进了许久没有人住的一号房。他是一个东北男孩，高高壮壮，戴一副温和的眼镜，卷卷的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他搬进来那晚，三号房的女孩买了一些木瓜，我们洗好，放在客厅的白色桌子上，大家坐着一起吃，一起说话。男孩倚着门站着，与我们轻声交谈。他说自己是做游戏美工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我问他为什么来上海呢？他说，是想要换个地方。

不知不觉，我们便开始朝彼此诉说过往，像一群来到一个屋檐下躲雨的青春鸟，无意却又真实地相逢。他说有好些从前的同伴们都离开了，有的回家，有的改行。我便说，在大城市确实很难找到“联结”。他对此有所体悟，但却与我看法不同，他说要是真的找到“联结”了，也挺麻烦的。我想想，确实也是。真的找到了，我们又要凭着什么在这里扎根呢。

男孩来了之后，合租的小屋便满员了，一号房是他，二号房是我和星草，三号房是女孩。星草睡觉很沉，大多数的声响都吵不动他，只有他的手机闹钟。那闹钟亲切，每天早上，都是一个很好听的女人的声音，跟他说：“早上好，现在是早上八点十分。”我就翻过身叫他：“大姐又喊你起床了。”他站起身来，迷迷糊糊走到桌边把“大姐”关掉。阿姨来了之后，我们早上起床，打开门，门口的地上都放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包子、饺子，或者是韭菜盒子。北方的饮食。门边的盘子，很像宠物的餐具。我和星草，变成了两条只需要张嘴就能活的小狗。星草腼腆地向阿姨道谢，关上门，我俩便毫不掩饰捡到便宜的快乐，迅速地将这些面食的皮囊咬开，吞咽饱满的馅。

这位阿姨就是一号房男孩的妈妈，她是五一的时候来的。透过她麦色的肌肤，精瘦的身材，仿佛能看到她年轻时吃过的苦头。我们都以为，她过完五一就会回去，但她住了下来。她开始收拾屋子，开始在厨房和面做饭，开始照顾我们。二十多岁的我还没有和过面粉。星草比我积极多了，他下了班，看到阿姨在厨房，就走过去帮忙。阿姨摆出熟手的架势，眼睛微抬，就能看出旁人揉捏的破绽，她的手劲儿轻而有力，对比之下，星草总是显得笨手笨脚一些。我坐在房间里，从不上前插手。窄小的空间容不下更多人了。我有时候听到他们欢呼的声音，也有些时候，听到阿姨斥责星草：“哎呀，你洗个菜菜都洗没了……”阿姨做完饭，就叫上我们两个一起吃。东北男孩要晚上才下班，吃不上母亲做的热饭。不过，他的饭菜阿姨已经给他留好了，分装在小碗中，放进电饭煲里，盖上盖。

星草和阿姨很合拍，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常在一块儿研究美食，一起做饭。做完，他们还要讲究摆盘。摆好之后，他们就开始拍照。他们都爱上了拍短视频，尤其是阿姨，她拍完之后，还要细细地选择背景音乐。为了仪式感，星草甚至买了一套茶具。偶尔，我打开卧室门，就能看到他们煮了茶水，旁边放着加湿器，水雾喷出来，烟雾缭绕，桌上的蓝牙音箱放出古琴的声音，他们对着茶具认真地按着快门……某天家里只剩下我和阿姨，她忍不住走过来看我做菜，教我在汤里放两个番茄，“提味儿。”她用标准的东北普通话说。我只好照做。看到我最后的成果，她说，“还真行。”厨房的角落里放着一桶辣椒油，那是家里人寄给我的，比一桶油漆小不到哪里去，我把里面的肉粒挑出来吃完，就远离了它。阿姨发现了，把它拿出来，用它拌了一碗凉菜，很好吃。

很快，阿姨在上海找到了她的生活，交到了新朋友。朋友带她去健身房里游泳，带她去公园踢毽子。她也像是一只青春鸟，从东北飞来了上海。她给我们看自己在外面和新朋友们拍的照片，大家围成一个圈，摆出踢毽子的姿势，再一起朝着镜头笑。阿姨笑得没了眼睛。她的儿子，东北男孩，却很少像我们这样和阿姨聊天。他只是走过我们身边，一言不发，关上房门。男孩不在的时候，阿姨对我和星草说，“真希望他能像你们两个这样开朗。”

后来有整整一个星期，阿姨不见了，她像是离开了。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便问。我暗自松了一口气，阿姨在的每一天，都好热闹。星草也总有力气和她交流美食，交流旅游。他们的声响会让我有一丝压力。我想自己待着，进而希望整个房子都是安静的。但想到阿姨走了，我又觉得不是滋味。

两三天之后，阿姨回来了。

客厅桌边，一根白色凳子，阿姨坐在上面。不同于往日，阿姨今天化了妆，能看到她脸上擦过粉，肤色浅了一层。不光如此，她还画了眼线，涂了口红。她脚边放着这次短暂出走的行李，一个背包，一个大拎包，都堆在那里，还没来得及收拾。她没有掩饰失落的表情，用纸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和粉底。阿姨开口说：“我原先想，家政那活儿，他们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了。”阿姨的话，让我回忆起来每次来家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员。阿姨很喜欢和她聊天。

接着阿姨说：“结果呢，人家一听我这个口音，说我外地来的，又问我要健康证，还要什么疫情期间的检查证明……我上哪儿去给他搞这些。”阿姨还是去办了证明，可即便如此，她依然吃了闭门羹。阿姨口气轻蔑地说：“他们看我化着妆，就觉得我是来勾引老头儿的，让我去别的地方看看。”说到这里，她不得不用低低的声音咒骂。

最后，阿姨说，她打算走了。原先，她看到新闻里说东北的疫情逐渐严重了，想找个工作留下来，现在工作是找不到了，再继续待下去，儿子也不开心了。“老妈和儿子住一起总是不方便……”阿姨说。

“他说不方便了吗？”我追问。

“谁跟自己爸妈住久了能舒服啊。”阿姨很明白似的。

我几乎不和父母联络，有了微信之后，我们只需要用朋友圈来确认彼此的存在。星草的妈妈倒是时不时会给他打视频电话。最近的一次视频电话里，他的妈妈斥责他，怎么把工作丢了，还说这样街坊邻居怎么看他们家。挂了电话，星草在我旁边哭了。我们会轮流去狭小的阳台上透气，那里一次只能站一个人。失业的时间越长，星草越焦虑。有一次半夜，他突然焦虑得呼吸不过来，我替他叫了救护车，结果自然是没事。折腾了一整夜，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我们站在医院门口，他哭笑不得的跟我说：“要是早知道叫救护车要钱，就不叫了……”我笑他傻。天空下起急雨，但我们聊着天，仿佛心中的害怕不存在。

阿姨离开之前，给我和星草做了一顿饭。她拿出一瓶“金门高粱”，问我们，“喝两杯不？”我可以喝，星草也勉强接过了杯子。酒的辣气和热气很快浮到脑门上来，把眼角都熏开了。阿姨说，“谢谢你俩啊。”接着又说，“以后结婚娶媳妇，要跟阿姨说啊。”听到阿姨说这句话，我心里一下子静止了，我看向星草，他乖巧地吃着菜。在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婚礼的画面，我们穿着红色大褂，跪在阿姨面前，朝她敬酒。我不再需要父母，有这样一位阿姨就好了。阿姨不知道我和星草的关系，她只是单纯地把我们当成朋友。第一次看到我们两个从同一个房间出来时，阿姨问我们：“你们是哥俩吗？”我说不是，我又问她：“我们长得像吗？”阿姨说：“挺像的。”我说：“我们是朋友。”

我们当然不只是朋友，但这是无法告诉阿姨的。

阿姨走了之后，三号房的女孩也搬走了。女孩在的时候，阿姨还老是牵线搭桥，对她说我和星草都是合适的伴侣人选，我们也不在意，就顺着阿姨的玩笑开下去，女孩也只是跟着我们一起笑。但女孩曾跟我说过，她是为了一个人才来到上海的，我问她：“那现在这个人呢？”“没联系啦。”她说。说这些话的时候，她靠在厨房的墻壁上啃一只水果，眼睛里没有悲伤。女孩走的时候，我和星草拥抱了她，像拥抱一个毕业的学姐。而阿姨走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家，我们回来，阿姨就已经走了。家里没有了她的声音。

又过了一个多月，东北男孩问我们有没有空，他说他的生日到了，让我们晚上一起过生日。我们说好啊。我和星草都忙，到了晚上，才急匆匆地跑进商场里选礼物。到家已快八点，客厅的桌上好好地放着一个蛋糕。我们敲了敲一号门，男孩出来了，他说，“快点儿，别磨蹭了，我从七点就开始等你们了。”我们连忙准备，先是把客厅的灯关了，接着插上蜡烛，然后用手机放起音乐，先是中文版的《生日快乐》，接着又是英文版的，然后儿童的，成人的……我戳了戳星草，提醒他给男孩的妈妈拍个视频发过去。吃蛋糕的时候，我问星草，阿姨回消息了吗，他说回了。星草把手机拿出来，阿姨发了两段语音过来。我说点开听听，星草把音量调大。

阿姨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她几乎是痛哭着，泣不成声地说：“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他过生日，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啊……”她的哭声一直在持续。

男孩“啧”了一声，说：“唉，烦死了这样……”

他的手在自己眼前挥着，想要挥走这突如其来的哀愁。

他用妈妈留下来的高粱酒泡了蓝莓，可是瓶口太浅，蓝莓怎么也倒不出来。我们都很想吃到一颗蓝莓。

后来，我总算是吃到了一颗。咬开来，全是酒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