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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徐纪阳 | 东亚文学场域与鲁迅台湾传播的多重路径：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坛的鲁迅接受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05月17日 15:35

原标题：【边疆时空】徐纪阳 | 东亚文学场域与鲁迅台湾传播的多重路径：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坛的鲁迅接受

作者简介

徐纪阳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导。从事台湾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文学改良卷》等著（编）作2部。

摘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复杂的东亚文学场域中，台湾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接受呈现了多路径的特征。1930年代初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日本左翼作家的译介，接受了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1935年前后，左翼作家杨逵经由日本作家的中介及胡风的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与鲁迅产生了间接的精神联系。鲁迅去世以后，郁达夫在日本参加《大鲁迅全集》的编辑会议，并将台湾知识界所关心的关于鲁迅的信息带到台湾。中日战争时期，钟理和、蓝明谷等知识分子则在大陆接受鲁迅影响。历史地看，1928年之后，台湾文坛开始由前期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更重视鲁迅的杂文以及与杂文紧密相关的抗争精神，并形成文化上的反殖民论述。

关键词：鲁迅台湾文坛日本文学东亚

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曾出现转载、介绍鲁迅的热潮。这一时期，台湾文坛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上接受鲁迅：一，将鲁迅作品作为台湾文坛语体和文体的典范；二，将鲁迅作为中国大陆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积极宣扬其作品中的启蒙与救亡思想。不过，台湾文坛的第一波鲁迅热在1926年2月以后基本退潮。尽管此后有1926年8月张我军拜访时在北京的鲁迅，及1927年春天，张深切、张秀哲等人在广州多次与鲁迅见面。然而此后，除了张深切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几次外，查找不到任何鲁迅与台湾知识分子交往的记录。与此前由在大陆的台湾知识青年张我军、蔡孝乾等人直接从中国大陆引介鲁迅，光复初期由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和台湾文化人共同掀起鲁迅风潮不同，这一时期台湾的鲁迅接受状况呈现了复杂的面向。台湾知识分子或在本岛、或在日本，或在中国大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接收鲁迅的信息；而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作家也以各自的方式与台湾文坛互动，客观上推动了鲁迅的在台传播。从而在东亚地区激荡起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由于中国大陆、日本、台湾的知识分子经由不同的路径、基于不同立场的思想过滤与精神阐释，折射出了丰富的“台湾鲁迅”形象。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台湾文坛对鲁迅的理解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推进。

一、“左翼鲁迅”的初步传播

1927年2月，正是张深切、张秀哲等台湾青年在广州频繁与鲁迅接触的一段时光。而也就是这时候，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认识了刚刚从厦门来到广州的鲁迅。此后的几个月中，山上正义多次拜访鲁迅，并表示要翻译《阿Q正传》，得到鲁迅的应允。1928年3月，山上正义在日本《新潮》杂志发表《谈鲁迅》，向日本文坛介绍当时还少为日本人所知的鲁迅。1931年10月，山上正义译《阿Q正传》由东京四六书院以“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出版。书中收录了其它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左联烈士小传、日本著名作家纪念左联烈士的献词，以及山上正义的《关于鲁迅及其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山上正义说“鲁迅是所谓左倾了。正像中国当前文坛在最近几年中间急速趋向左倾一样，鲁迅也明显地左倾了。”并以“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生动地描述鲁迅加入左联以后的战斗生活。《关于鲁迅及其作品》表明“山上对鲁迅的理解达到了左翼方向的顶点，在日本对鲁迅的理解中是独具一格的。”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台湾，对台湾文坛从左翼的角度理解鲁迅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路线偏右、主张民族运动而非阶级运动的叶荣钟的鲁迅观，也因之而发生某种变化。

1925年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发表后，台湾文坛一直没有关于鲁迅的论述。直到1930年6月，才有新民会（东京）出版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在此文中，叶荣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新诗、小说、戏曲、小品散文加以论述。在小说部分中，叶荣钟说：“谈起短篇小说，我们可以毫无迟疑地举鲁迅来做代表”。由于鲁迅作品“数目太多，不能一一介绍，只得把那最出名的《阿Q正传》的内容来解释一下。”在复述了阿Q的故事后，叶荣钟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对《阿Q正传》进行了评价。他指出《阿Q正传》的伟大处就在于“表面是写一个阿Q里面却是写一个中国”，它包含的深刻的“人间苦”和浓厚的“时代性”“已经足以致其不朽了，何况它的艺术的技巧又是极高强的”。最后，作者总结到：

十数年的新文学运动能够产生一篇《阿Q正传》已经不是徒劳了，虽然有人说它的表现是阴险刻毒，说他的技俩是纤巧俏皮，甚而至宣扬阿Q时代是死去了的。今后的文坛也许会产生比它更为完美的作品的吧，但《阿Q正传》应不因是而失掉它的光辉和价值。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叶荣钟不仅熟读鲁迅作品，而且对于鲁迅在中国大陆文坛的影响了如指掌。总体而言，这篇文章仍然延续了上一时期将鲁迅定位为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路。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叶荣钟在日本中央大学留学。然而，到了1932年2月，在台湾读到了山上正义的《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后，叶荣钟的鲁迅观开始发生改变。叶荣钟说“我们自从‘壁下译丛’——一九二九年出版——以来至今日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感到寂寞。”由于只能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得到鲁迅的“近况片鳞”，因此山上正义的论述对叶荣钟的鲁迅理解产生主导性的影响：叶荣钟对于鲁迅的左倾表达了极大的兴趣，想了解“鲁迅是于何时左倾的，是左倾到什么程度的”，“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但这或者是很为难的事情吧。”并引用山上正义的话向台湾人转述“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的状态，接着由鲁迅的亡命生活而生发出“感到压迫言论之可恶”的感慨。叶荣钟借此表达了对殖民者言论控制的不满。从文学家的鲁迅到左翼革命者的鲁迅，叶荣钟的这一变化，显示了台湾知识分子的鲁迅观在日本左翼文化影响下的某种改变。

二、“战士鲁迅”的生成

在山上正义等向日本文坛介绍《阿Q正传》的1931年，日本了解鲁迅的人数仍然不多。增田涉就曾写道:“其时(指1931年)，鲁迅的名字并未为日本一般人所知。我是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虽闻鲁迅其名，但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者，《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者。”增田涉将经过鲁迅过目的《鲁迅传》投到日本文坛的时候，“由于鲁迅的名字在日本还未为人所熟知，我又藉藉无名，日本的综合杂志对拙作《鲁迅传》不加理会。佐藤先生最初把《鲁迅传》投给《改造》杂志，被退回，后又投《中央公论》，也未被采用。”鲁迅得知这一情况后说：“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后来，在佐藤春夫“未曾有过的努力”下，由《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亲自过问，增田涉的《鲁迅传》才得以发表于1932年4月的《改造》杂志。尽管此前已经有小田岳夫《鲁迅的事情》发表于1931年4月的《都新闻》，但“正式而且是最初的还是增田涉这本《鲁迅传》”。

1932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翻译鲁迅的热潮。除佐藤春夫与山上正义外，还有长江阳、井上红梅、松浦珪三等人相继译出的《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1932年，日本京华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别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全集》。对此鲁迅也曾谈到：“近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在这一潮流中，佐藤春夫在1932年1月《中央公论》发表了鲁迅《故乡》的译文，第二年7月，又在《中央公论》发表了鲁迅《孤独者》的译文。佐藤春夫在《回顾译鲁迅之〈故乡〉与〈孤独者〉》中提到，“《故乡》，我最初读的是英文版，而后，对照原文将其译成日文”。而《孤独者》“由于没有英文版，读起来很是吃力，幸亏接到了增田君的翻译笔记，而且是鲁迅先生亲自过目的，在增田君的解释下才读完。”鲁迅对于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译本是满意的，但对其他作家（如井上红梅）的翻译，则有所保留，甚至多次在日记和书信表达对井上红梅译本的不满。增田涉和佐藤春夫的译介，使鲁迅在日本的普及又推进了一步。正如丸山昇所指出的：“由于已经确立了第一流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

值得一提的是，佐藤春夫1920年曾到台湾和福建游历三个多月，得以认识诸多台湾文坛名家，初步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其以此次台湾之旅为题材的作品，在十余年的时间中陆续发表于当时影响到台湾文坛的日本《改造》和《中央公论》上。由于佐藤春夫与台湾文坛素有渊源，他们的译介工作对台湾的鲁迅接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到了30年代，由于殖民者在台湾强化推行日语教育和对中文出版物的查禁，这时候日本文坛传达的关于鲁迅的信息，对台湾而言变得尤为重要。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后来成为日本重要的鲁迅翻译家。1933年3月，佐藤春夫编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由改造社出版，其中收入《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与增田涉合译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收入小说、散文、杂文12篇，后来还共同参与《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增田涉则在1932年写有《鲁迅传》发表于《改造》。

叶荣钟就是因为在台湾读到《中央公论》上佐藤春夫的文章才了解到增田涉的鲁迅译介工作。“佐藤氏并带着说增田氏还有一篇三万多字的《鲁迅传》不久可以发表”。这正是增田涉后来发表于1932年4月东京《改造》的《鲁迅传》。《鲁迅传》发表两年后，顽銕将其译成中文，分四期发表于1935年的《台湾文艺》1、2、3、4号，这使得从未到过台湾的郭沫若直接介入了台湾文坛。因这一场延烧到台湾文坛的中国大陆文坛的论争，而扩大了鲁迅在台湾的影响。增田涉的《鲁迅传》中涉及到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提及创造社扣押了罗曼·罗兰写给鲁迅的信件一事。《台湾文艺》的主编张星建与寓居日本的郭沫若早有联系，于是将刊物寄给郭沫若。郭沫若读后大为不满，遂在第2期发表《鲁迅传中的谬误》一文，对《鲁迅传》中关涉到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严正抗议并试图澄清问题。针对“《鲁迅传》中所述的事体”，郭沫若表示“创造社绝不曾接受过卢兰的‘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将来我有机会要来弄个水落石出的”云云。对于此事，鲁迅早在此前就认为“索性可以不必搜寻”。不过，郭沫若却在访谈中暗示以“鲁迅一派为中心的”作家剥夺了他在上海发表作品的权利，从个人的角度描述了大陆文坛的状况。鲁迅看到这一期的《台湾文艺》后致信增田涉说：“《台湾文艺》是不有趣的。郭君说了什么是吧！这位老师尽全力维护自己光荣的古旗，是位好汉！”

我们看到这场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论战在平息七年之后却又通过日本的中介延烧到台湾。这场论争在台湾文坛掀起一波讨论鲁迅的热潮，引起了台湾文坛的重视。在《鲁迅传》刊载完的1935年4月号上，台湾文坛对这场论争意犹未尽，编者在“编辑后记”中说：“受到争议的《鲁迅传》在本期结束。读者希望郭沫若先生寄来水落石出的原稿。”这场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于增田涉《鲁迅传》的关注并客观上扩大了鲁迅在台湾的影响。

就《鲁迅传》本身而言，增田涉的本意，“是向当时的日本介绍中国成长史的一个方面，让瞧不起中国的一般的日本公民多少知道一点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面目，从而激发觉悟和采取认真的行动。”增田涉在这篇传记中，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作家的鲁迅，同时也呈现了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而在此之前，日高生（日高清磨嵯）就已经将思想家与战士的鲁迅介绍给台湾文坛。

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以牺牲对鲁迅的文学家的身份理解为代价的。随着台湾新文学逐步走向成熟的需要，对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性，也有进一步的认识。黄得时在1935年1月1日的《第一线》（第2期）发表《小说人物的描写》，批评当时台湾文坛的小说“大体是以‘事件’为中心，……表面上弄得五花十色，鲜艳夺目，事实上却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以《阿Q正传》为性格描写的典范，感慨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才能达到这么完全的呀！”不过，他也能理解“这在启蒙时代，是不得已的现象。”但“今后望诸作家，对于人物描写方面，尽点功夫去研究，以完成我们贵台湾的艺术殿堂吧！”这与台湾新文学发生期仅仅将鲁迅作为白话文的典范和启蒙的载体来看待相比较，显然是更进了一步，显示了台湾新文学在艺术上的逐步成熟与更高的要求。

由上述可以看出，台湾对鲁迅的理解已经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成为这一时期鲁迅接受的特色。

三、“弱小民族文学”论与杨逵

这一时期台湾的鲁迅接受除了通过日本国内的出版、发表场域的中介，也有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直接向台湾介绍鲁迅的情况。1933年4月18日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中国文坛第一人鲁迅的印象》一文，文章的作者为在上海的日本记者日高生。文章指出：

鲁迅自1930年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文学作家以来，就开始被国民党盯梢了。由于受到当局的压迫，今年开始他基本上就没办法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生活。我认为鲁迅先生曾一度像从他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但自从他1930年偏向左倾并作为共产主义者进行一些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后，他在本质上就已不再是虚无主义者了。

这篇文章向台湾文坛介绍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形象。与20年代仅仅将鲁迅作为文学家来看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转变表明，对鲁迅的关注重点，已经由文学而转向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实践。

同时，经由日本的中介，台湾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大陆。就在《鲁迅传》在台湾引发争论的1935年，胡风从日本的《文学评论》上翻译了杨逵的《送报夫》，刊登在上海的《世界知识》上。1936年4月，胡风又将《送报夫》与吕赫若的《牛车》（《文学评论》，1934）、杨华的《薄命》（1935年3月《台湾文艺》，中文）一起，收入《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年5月18日，胡风将《山灵》送到鲁迅手中，若以鲁迅一直以来对弱小民族的关怀而推论，有理由相信鲁迅是读过这本小说集的。5月，杨逵的《送报夫》又被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胡风在《山灵》的“序”里说：“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夫》译好投去。”他的这一意愿，正与鲁迅历来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怀一致。巧合的是，《台湾新文学》1卷8号（1936.9）、2卷第1号（1936.12）、2卷4号（1937.5）刊登了《山灵》的发行广告。只是杨逵当时并不知道《山灵》这本书中收有他的《送报夫》中译本。直到战后，尹庚与张禹到台湾后认识杨逵，杨逵才知道自己的作品曾被译成祖国的文字在大陆流行。张禹在四十年后回忆：“杨逵先生对于他的作品能在十年前赢得祖国大陆读者的赞赏，显得十分高兴；对于胡风先生的翻译工作，深表感激。”

尽管杨逵并不知道由于胡风的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与鲁迅产生了间接的精神联系，但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正在波及日本内地和中国本土”，当时的杨逵已经有明确的与大陆文坛交流的意识。1936年，杨逵提议《台湾新文学》社“与他们（指中国大陆方面—引者注）建立联系，如果是汉文就寄原作，日文就翻译以后寄去，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于是，准备借助日本的中介将台湾文学“分别在著名的杂志上加以介绍”，“如果这样的我们能够做中间人，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并呼吁“不管在日本或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去贯彻这个有意义的计划”。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并且在汉文栏被废止（1937年4月）、《台湾新文学》停刊的窘境下，杨逵于1937年6月再度访日，希望在《文艺首都》、《日本学艺新闻》、《星座》等杂志开辟“台湾新文学”专页。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杨逵所期望的交流被迫中断。杨逵本人也因与矢崎弹的交往而“以文艺谋大众左倾化”的罪名在东京被捕，出狱后于9月返台。这期间，杨逵从刚刚与萧军见面并回到日本的矢崎弹那里得到了《第三代》。杨逵说：“最近我读了萧军的《第三代》﹐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愉快﹐虽然该书只发表到第二集﹐我一口气读完了已发表的部分﹐现在已迫不及待地想看续集。”

而此前，在鲁迅的关怀下，萧军的《羊》与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之中》、沙汀的《老人》一起，由鹿地亘和日高清磨嵯译成日文，刊登在1936-1937年的《改造》上。鲁迅亲自校阅了《羊》的译稿，并撰写《萧军小传》向日本介绍萧军。鲁迅指出，这些小说“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 通过阅读《第三代》，杨逵了解到与台湾一样处于日本殖民之下的东北沦陷区的真实状况，并看到抵抗力量的成长：“作品中描写被欺压的人民不断加入所谓‘马贼’的故事﹐所谓‘马贼’﹐并不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可怕的强盗﹐而是相对于压迫者而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当年，杨逵正是因为看到《台湾匪志》“称抗日义士为‘土匪’、抗日活动为‘匪乱’，“猛然领悟统治者已公然伪造历史”，为着“重写历史的责任”而“决心走上历史与文学之路”的。这说明，杨逵反殖民的抗争精神早在他全面阅读鲁迅的1938年之前，就经由中介与鲁迅发生了契合。

从接受脉络上看，杨逵是经由日本的中介而接受鲁迅的。与此类似，发表于1937年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显示了龙瑛宗所受到的鲁迅影响，不仅通过日本的译介、而且与朝鲜文坛互动而在创作上接受鲁迅的典型。关于龙瑛宗所受鲁迅影响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浪漫感伤的文风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歧途——论台湾作家龙瑛宗对鲁迅的接受》，此处不再赘述。

四、鲁迅逝世的台湾反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台湾日日新报》翌日即登出“鲁迅氏逝世”、“中国文豪鲁迅氏病殁” 两篇消息。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又再次刊登鲁迅逝世的消息，称鲁迅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并配发鲁迅逝世后的照片。10月23日和11月4日，分别有高桑末秀的《鲁迅逝世》和新居格《鲁迅其人》。高桑末秀的文章中提到，“关于鲁迅近况，在他与鹿地亘的几封上海通信中和山本实彦最近发表的著作《中国》里有详细介绍。”鹿地亘的《上海通信》发表于东京的《文学评论》，这对于当年正积极地希望通过这一左翼杂志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而言，应该也是读过鹿地亘所介绍的鲁迅了。新居格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的文章是他在鲁迅逝世次日发表于东京《报知新闻》上《高尔基的存在》（1936年11月9日译成中文发表于上海《国闻周报》）一文的缩略版，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11月15日出版的《台湾新文学》（1卷9号）刊登了两篇悼念鲁迅的文章，分别是王诗琅《悼鲁迅》和黄得时《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他的生涯与作品》。黄得时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的当天晚上，其反应之迅速尤为可叹，充分说明鲁迅的逝世在东亚文坛引起的震动。文章以日文写成，但所引鲁迅著作，皆以中文原文写出，说明这一时期在台湾仍有鲁迅中文原著的流通。文章重点论述了鲁迅的弃医从文经过及《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还概略论述了鲁迅的学术成就。黄得时说，“看着他的讣文，多年来爱读他的作品的我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孤寂之中。”文章的最后，黄得时以1925年为限，将鲁迅的写作分为“小说时代”与“杂文时代”两个时期，表明台湾文坛已经从前期只关注鲁迅的小说转而对于鲁迅更具思想与战斗性的杂文的关注。

王诗琅则将鲁迅的逝世与这一年早些时候高尔基的逝世相并论，痛感于“从事文学工作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内，失去了值得尊敬的两位作家，何其不幸啊！”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首度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而《阿Q正传》“是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王诗琅的文章有鲜明的左翼立场，将鲁迅作品的价值归结于其思想的深刻性：“他为真理而生，不断追求真理的态度和努力，正是造成了他今天的存在的原因。”正因此，他成为文坛的前驱，“和他所领导的一群前进派作家，现在正在永无休止的压迫下踏着艰困的荆棘路前进。”表明台湾文坛对鲁迅的认识，已经从文学家转向对思想家鲁迅的认识。

1936年鲁迅逝世，时在福建政府任职的郁达夫赶往上海吊唁，并发表了著名的《悼鲁迅》一文。此后，郁达夫转道访问日本，在日本会见小田岳夫、佐藤春夫、山本实彦、郭沫若等人，并参加了当时正在筹备过程中的《大鲁迅全集》的编辑会议。由于受《台湾日日新报》邀请，返国途中访问台湾，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在台北，黄得时、徐坤泉首先采访了郁达夫。会谈中，特别喜爱《阿Q正传》并以“阿Q之弟”为笔名的记者兼小说家徐坤泉谈起《阿Q正传》，郁达夫表示“《阿Q正传》一定会流传后世的”。在台北的座谈会中，台湾知识分子多次向郁达夫问及鲁迅的情况。郁达夫明确指出他并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不管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或其他任何文学，只要在艺术上成功，就是出色的文学。和政治关联也无妨，但并非一定非关联不可。”郁达夫的这一观点与鲁迅完全一致，因此，鲁迅对于抗战前夕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也经由郁达夫传递给台湾人。陈逢源说：“鲁迅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在中国也受欢迎吗？”郁达夫指出，“近来他常写短篇杂感，也都受欢迎。他以精炼的文笔，深刻批判各种简洁的问题，为一般青年所喜爱。左倾青年都以鲁迅为指导人物而崇拜之。”郁达夫特别提到鲁迅的杂文，正是针对当时东亚紧张的局势和台湾的殖民地语境有感而发，这对于台湾文坛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叶荣钟问：“据说在一个时期，鲁迅也受国民政府压迫，生活困难，是事实吗？”郁达夫回答：“曾经有过这种事。但以后仍过着相当的生活。”林呈禄问：“鲁迅之死对文坛有何影响？”郁达夫说：“没有什么影响。他死后，更有人读他的作品，这是事实。恐怕十年、二十年之后，读的人更多。”此后郁达夫转往台南，台南的庄松林等人又与郁达夫谈及他的《怀鲁迅》，认为这是一篇强而有力、令人动容的文章。这次访台之旅，台湾知识分子不断地向来自祖国的作家问及鲁迅，表明台湾文坛对于鲁迅的迫切关注。

与此同时，一直致力于译介鲁迅著作的东京改造社，决定不出版原定的鲁迅杂文选集《忽然想到》，而改出世界上第一部“鲁迅全集”，命名为《大鲁迅全集》。当时，改造社网罗了几乎所有当时日本第一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翻译鲁迅作品，包括佐藤春夫、鹿地亘、增田涉、日高清磨嵯、小田岳夫、井上红梅、山上正义、松枝茂夫等人，另外还聘请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等为顾问，成为唯一一部由中日知识分子共同编辑的鲁迅全集。

这部《大鲁迅全集》从1937年2月开始刊行，至8月出完时，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这时，尽管鲁迅的作品可以在日本流通，但对于台湾人而言，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鲁迅都是一个禁忌。不过，三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左翼思潮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这套《大鲁迅全集》带到了台湾知识分子的面前。1938年5月7日，《台湾日日新报》和《台湾日报》分别以“原巡查因对前途悲观，于公寓服毒自杀”、“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的标题，报道日本青年入田春彦自杀事件。入田春彦受日本左翼思想影响，酷爱鲁迅作品，在台任总督府警察期间因同情于贫苦阶级而资助过陷于困顿中的杨逵，后与杨逵夫妇成为关系密切的友人。入田春彦自杀前给杨逵夫妇留下两封遗书并托付后事。因此，入田所拥有的《大鲁迅全集》（改造社，全七卷）在其去世后即由杨逵保存。对此，杨逵有清晰的记忆：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期之前，台湾文坛虽然介绍过不少鲁迅作品，但是，系统而完整地接近鲁迅作品的现象还不曾发生过。30年代初才走上文坛的杨逵，正式地阅读鲁迅，是在获得入田《大鲁迅全集》之后的事。因此，这也是台湾人在本岛第一次全面地接触鲁迅文学。由于杨逵与入田春彦的交往，使得台湾知识分子对于鲁迅作品的全面接触经由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渠道来完成。这显然富于戏剧性的巧合，但其背后却又有某种必然性，显示了三十年代世界性的左翼思想风潮中左翼文化精神跨越国界的传递。杨逵与日本警察入田春彦的短暂交往，不仅使得杨逵接触到鲁迅文学，而且为杨逵的文学生涯带来重大转机。台湾光复后，杨逵成为这一时期鲁迅风潮中的重要人物。

五、台湾青年的大陆“鲁迅经验”

除了考察鲁迅的作品和关于鲁迅的信息如何在台湾岛内产生反响之外，台湾知识分子如何在台湾岛外阅读鲁迅并接受鲁迅的影响，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关注点。这一时期，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仍然以间接的方式与鲁迅连上线，他们的代表是张我军、林金波、钟理和、蓝明谷。他们在大陆接受鲁迅的经历，为丰富光复后台湾文学中的鲁迅传统做出重要贡献。

林金波是板桥林家子弟，1914年生于厦门，1933年考入厦门大学理学院，参加“鹭华文艺社”，并以笔名在《鹭华》杂志发表作品。翌年赴上海拟投考圣约翰大学。1935年其父去世时返台奔丧，后常往返于海峡两岸。1945年，他在台北的《前锋》创刊号发表《学习鲁迅先生》一文，文中说他没有见过鲁迅，但是“从先生的著作里受到了无数的启发、无数的教导。”在回台湾奔丧时，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我说不出的悲痛，我悄悄地读着那无数作家的一字一字血泪的纪念文章”，流下了“热烈而感动的泪”。尽管林金波与鲁迅没有见过面，但却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鲁迅联系上了。林金波往上海投考圣约翰大学，寄住在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北四川路的族人家中，于是鹭华文艺社就委托林金波将《鹭华》杂志送到内山书店，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后来，从鲁迅为《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物编目》增补《鹭华》月刊一条来看，鲁迅已经看到了刊物。由于当时《鹭华》“只在厦门及几个城镇发行，没有寄到省外去”，因此，鲁迅应该是通过林金波和内山书店一看到《鹭华》杂志的。据朱双一的研究，“林金波的这种‘鲁迅情结’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形成”，他“在20岁前的青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与鲁迅有关的各种左翼的文艺报刊和书籍。”在林金波的文章中，也有引用鲁迅文字对《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进行评析的记录。林金波在《鹭华》上发表的部分作品，也明显带有左翼文艺理论影响的痕迹。由于这一经历，光复后的林金波率先在台湾提倡鲁迅精神。

蓝明谷是从左翼立场接受鲁迅并践行革命的台湾青年的典型。蓝明谷1919年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冈山，早年就对文学和历史有兴趣。1938年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屏东的枋撂公学校任教，1941年，蓝明谷来到东京与其胞弟蔡川燕会合。1942年，蓝明谷因思慕祖国大陆，而在东京报考日本政府在北平设置的东亚经济学院，得以来到北平。蓝明谷对鲁迅作品的阅读，至少从东京时期就已经开始。据蔡川燕回忆，“大哥蓝明谷向来就非常喜欢研读鲁迅的作品；在东京时，只要在内山书店看到有关鲁迅的书，他一定买下来，寄给大哥。”由此细节也可以看出，在沦陷区（殖民地）鲁迅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禁忌。也正因为如此，蓝明谷的左倾，便不意外。从光复后蓝明谷留下的文字来看，蓝明谷的鲁迅理解具有鲜明的左翼特征，是当时鲁迅接受潮流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在《鲁迅与<故乡>》一文中，称赞鲁迅为反帝反封建的永不妥协的战士，是一直战斗到最后的，“在民众队伍中，理解民众，运用文字与民众共同进行斗争的‘小兵’。”蓝明谷于1946年返回台湾, 1947年8月将鲁迅《故乡》翻译为日文，由现代文学研究会出版中日文对照版。除了从事文化工作外，蓝明谷还在鲁迅战斗精神的感召下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参与“基隆中学支部”的组建和《光明报》的发行。“基隆中学案”被侦获后，蓝明谷为当局所捕获，于1950年遇难。

蓝明谷的好友钟理和早在少年时期就阅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并走上创作道路，后因追求爱情经日本来到大陆，生活艰辛中仍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在北平与蓝明谷相识，一起阅读并讨论鲁迅作品。钟理和这一时期的日记显示了鲁迅对其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上则表现于1945年马德增书店出版的具有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小说集《夹竹桃》。不过，钟理和只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而非从左翼立场接受鲁迅。光复后，病中的钟理和越来越进入到鲁迅的文学心灵，倾心于经营自己的文学园地，又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台湾农村风貌的作品，其中“故乡”四篇，深受鲁迅《故乡》的影响，被认为“是鲁迅的同名小说《故乡》的‘延长和扩大’。” 钟理和以其独特的方式在1945年以后的台湾鲁迅接受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六、结语

从1928-1945年台湾的鲁迅接受状况来看，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东亚作家能够这样紧密地将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三地之间的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鲁迅文学与思想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给台湾知识分子，而殖民地台湾对于祖国作家鲁迅的了解甚至要透过日本、甚至朝鲜作家的介绍等间接方式才得以完成。但无论如何，台湾知识分子还是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对鲁迅做出了符合反殖民要求、同时也符合鲁迅精神的理解。历史地看，1928年之后，台湾文坛开始由前期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更重视鲁迅的杂文以及与杂文紧密相关的抗争精神，以此形成文化上的反殖民论述，并为1945年以后台湾文坛掀起的“鲁迅风潮”做好了准备。

【注】文章原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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