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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变隐士的道路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5年08月22日 15:48

一些文人总是喜欢干预权力，或者说喜欢借助权力推行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当然也有的文人干预权力不行，就要退隐林泉去做隐士，还有的文人直接去做隐士，并不想在权力系统中摸爬滚打。文人变隐士的道路充满了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并非文人真的喜欢做隐士，而是现实条件不允许，或者说他们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只能去做隐士。

商朝的臣子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被视为有气节的典范，其实他们做了隐士，不喜欢变节。文人读书之后，掌握了很多知识，也有自己的思想，应该忠君爱国，而不应该轻易叛变投敌。即便改朝换代以后，文人也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细节。叫作“忠臣不事二主”。但文人并非都是忠臣，很多文人侍奉第二个君主，摇身一变，就成了新朝的臣子。这种行为被其他的文人不耻，但能够保持独立气节的文人并不多，反倒是一些不做官的文人能够保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和新朝的君主合作，尤其是晚明时期，很多明朝的遗民都跑到山里去隐居，有的还要对抗清朝。文人变隐士有很多苦衷，并非他们真的喜欢变成隐士。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之后，学说没有被采纳，思想不能够推广，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似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但对于文人从政来说，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人读书就是为了修齐治平，哪怕帮助君主治理天下，也仍然可以实现一世功业，甚至子孙后代都要跟着享福。倘若文人没有从政，就觉得读书很失败，或者说没有在官场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文人总是带有功利目的读书，要想通过书中的知识获得治理天下的大道，谈何容易？文人大多迷信书本，迷信圣贤思想，总是想要建功立业，要实现圣人三境界，叫做立功、立德、立言。一旦实现不了，他们就感觉人生遇到了最大的挫折。但进入官场的文人并非这样，而是迅速蜕变，要拼命搜刮银子，送给上级才能升更大的官，获得更多的财富。陶渊明不愿意和官场的同僚同流合污，也不愿意侍奉篡位的皇帝，要保持读书人的细节，就躬耕田园，“采菊东篱下”了。并非他不想做官，也并非他不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无力施展，社会条件不允许。陶渊明的闲适和淡雅给后代读书人提供了范本，很多读书人都受到他的影响，不仅写诗作文受到他的影响，而且人格和理想方面也受到他的影响。好像陶渊明成了文人变隐士道路的领路人，他的思想成了文人精神的港湾，尤其是那些仕途不得意的文人，很容易躲进陶渊明的精神港湾，在里面流连忘返。无论是韩愈还是柳宗元，无论是苏轼还是黄庭坚，都受到陶渊明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贬官之后，会欣赏身边的事物，赏菊、喝酒、参禅、打坐，似乎无意于仕途，但他们分明又有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精神，要给皇帝写信，希望获得皇帝的重新启用。

官场文人变隐士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仕途不是那么顺畅，遇到奸臣陷害，或者不被皇帝喜欢，被贬官之后才会变隐士。进不能为国家效力，退就要完善自身，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甚至连齐家都算不上。身心修养好了，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人生，以至于人生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官场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想要有所作为，简直难上加难，需要获得皇帝的认可，需要获得同僚的赞同，还要有权和有钱，不然根本办不成事。历史上变法的文人不在少数，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便有的变法成功了，最初的精神也被权力系统改写，已经完全不是他自己倡导的思想和精神了，而是变成权力系统愚民的工具，也是加强统治阶级权力的工具。文人比较执着，学知识和文化就是要通过权力系统治理天下，甚至形成自己的思想之后，要靠权力系统来推行自己的思想，自成一家。孔子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只不过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不合拍，没有获得诸侯的认可，也就不能被推广了。当很多国家都在争霸的时候，没有所谓的仁义，只有丛林法则的演绎，那么文人除了被权力系统使唤，就要看破这种世俗的东西，看破这种丛林法则，归隐林泉。

真正的文人远离政治，看不起御用文人，认为文人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不能被权力系统左右，也不能被钱财收买。民间的文人算是保留了自由之身，但很难借助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思想，能够进入权力系统的就要拼命进入，不能进入的就要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算是立德与立言。还有的文人根本没办法和权力系统搭上边界，就直接变成了隐士，似乎可以保留个人高级的情操，不会被官场浑浊的风气污染。但在革命时期，一些文人退守书斋，要著书立说，要赏花喝酒，与朋友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似乎可以保留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却忽略了外界的革命形势，即便异族入侵，他们也仍然退守到自己的书斋，整天读书写作，最终被异族利用。周作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日本人利用，却甘之如饴，解放后被打成了汉奸。而他写的那些生活小品文，似乎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到现在又再次流行，似乎验证了现在社会的属性，也验证了很多人喜欢做隐士的心态。但周作人的隐士心态并不是那么纯粹，倘若真的纯粹，就应该像伯夷和叔齐那样，不食周粟，不去给日本人做汉奸，当然就会成为民族志士。可现实偏偏相反，变了隐士的文人往往容易被利用，也往往迫于强权的压迫或钱财的收买而干出违背初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