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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传播与流布——以“海洋亚洲”论为视域的考察

来源：生活好品牌时间：2020年12月26日 10:30

原标题：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传播与流布——以“海洋亚洲”论为视域的考察

摘自《弘扬妈祖精神共话美丽天津·中国梦》论文集2015年版，修改版发表于《南海学刊》2016年第2期

[摘　要] “海洋亚洲”论采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将亚洲海域视为互动紧密的网络。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的往来，更存在着文化交流。妈祖信仰便自中国向亚洲海域不断扩展，成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互联、互通的纽带。笔者拟以“海洋亚洲”论为视域，围绕妈祖信仰的性质、扩展路径和社会功能展开分析，揭示其如何推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从而实现价值提升，成为世界性的信仰文化。

[关键词] 海洋亚洲；妈祖信仰；文化交流

近年来，滨下武志的 “海洋亚洲”论*，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海洋亚洲”论的提出，颠覆了亚洲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倾向，强调了海洋在亚洲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运用这一理论，探讨亚洲海域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的因素十分必要。遗憾的是，学界更多将目光聚焦亚洲海域的经济交往、环境变迁，关注特定群体在这一区域内的社会实践，对文化交流的重视稍显不足。最近，上述情况有所改变。学者们意识到，文化交流使亚洲海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特殊的交往结构，将其串联成了具有独特人文底蕴的整体。西方国家介入后，文化之间的相遇、冲突、调适更是成为常态，这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间的对话奠定了新的基础*。

亚洲海域的文化交流之所以具有以上价值，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神灵信仰的传播。一些学者从具体的神灵信仰出发，探究了其在构建华人移民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以“海洋亚洲”论为视域，将被亚洲海域普遍接受的妈祖信仰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扩展路径和社会功能，揭示其如何促进各国家和地区的互动，继而提升自身价值，成为世界性的信仰文化。

一

作为重要的海上女神，妈祖的身世和神迹一直被时代、地域、阶层甚至民族各异的人们所传颂。据《三教搜神源流大全》记载：

妃林姓，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巳而孕，十四月免身得妃……兄弟四人业商，往来海岛间。忽一日，妃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时，父母以为暴风疾，急切呼之。妃醒而后悔曰：“何不保我兄弟无恙乎？”*

程端学《灵慈庙记》也说：神姓林氏，兴化都巡君之季女……室居未三十年而卒。宋元祐间，邑人祠之。*

上文对妈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主要功绩作了说明。首先，高洁的品行和“通灵”的能力，令妈祖具有 “超凡入圣”的可能。因为，在宗教体验中，人们所认定的神圣者，“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异性，它表现为一种与普通的、世俗的人类生命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相异性，正是宗教敬畏感的核心，神秘敬畏感的核心”*。其次，言行符合女性被分配到的角色及附属的规范，使妈祖从不受礼遇的巫者变为颇受尊敬的女神。适当的言行除了孝顺的事迹之外，亦包括合乎性别角色的举止。换言之，传统中国女性被视为值得尊敬的各种性别角色如孝女、贞妇、慈母等, 都能透过妈祖表现出来并得到肯定。难怪许多再现妈祖神迹的文献中，都称她“夙契道缘，悟超仙品，体太上好生之德，普济生灵”*。另外，由于妈祖是未婚而死的女性，她死后的魂灵也有着令人敬畏的力量，有助于维护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在许多传说中，她的形象都颇具震慑力：“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林之使。”*

不能忽视的是，人们建构妈祖神格的同时，也在她的身上寄托着崇尚实用理性的宗教心理。只有有求必应的神才能证明它的价值，否则崇拜者很轻易地就会另请高明。正因如此，围绕妈祖而产生的灵验故事层出不穷。人们对宗教行为、信仰关系的后果与效用的关注，要超过对信仰内容本身的关注。“神女护使”的传说正是其中之一：

神莆阳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殁，庙祀之，曰通贤神女，或曰，龙女也……宣和壬寅，有给事公路允迪，载书使高丽，中流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于樯，获安济。明年奏于朝，赐庙额：“顺济。”*

由于满足了趋吉避凶的愿望，妈祖受到了人们的崇信。妈祖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还在于，她能够在海洋这一区域地理空间中展现超自然能力。可见，妈祖的出现，直接或间接证明了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同样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

长期以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亚洲文明是典型的内陆文明。人们多以海洋作为陆地的天限，闭关自守。这使得他们无法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智慧和力量。西方文明则生发于海洋之上。当西方人走近广袤无垠的海洋中时，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了“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的平凡土地，从事征服、掠夺和追逐无限利润的商业*。实际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中，海洋同样激起了人们的征服欲。人们在海洋活动中所生成的行为、生活方式也塑造了与内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了海洋文学艺术、神灵信仰、民俗风情乃至独特的人文精神，沉淀在遗物、文献和口碑中。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心灵中对海洋的记忆、向往与描述。譬如古代航海者到达目的地后，便会讲述自己在海上所遭遇的奇观：

海水至澎湖渐低，近琉球则谓之“落祭”。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闽人过台湾，被风吹落祭中，以为万无生理。忽闻大震一声，人人跌倒，船遂不动。徐视之，方知抵一荒岛，岸上砂石，尽是赤金。*

虽然这些“海上奇景”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追问，但由于受到科技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他们还不能对之加以合理解释，只能人为的“神化”海洋。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之神的观念。隋唐以来，为海神建庙立祠的举动更是遍布中国各地，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南海神庙就已经建立。宋元以来，海神信仰演变的速度日益加快。彼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都愈发依赖于海洋：“海运，国之重务，官有定制，事有常程”*。拥有众多良港的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海上贸易繁荣。航海事业不仅属于个人，更是沿海地区官方与民众的集体行为。然而，对于中国这样频临太平洋的国家而言，夏季常有从南太平洋席卷而来的飓风，冬季则有从北太平洋而来的东北风，航海活动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海神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祭祀。

大约自南宋起，妈祖信仰的地位得到了充分提升：“国朝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者皆得祀。唯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自妃而下，皆得受爵而庙食矣。若水仙五人，实天妃股肱，漕舟同命矣。”*妈祖的兴起，也“结束了海上社会‘未有专神’的局面，宣告了四海之神‘称霸’海洋时代的终结。在泉州港祭海中，玄冥退让给妈祖并成为其下属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蔡宗谚在对蓬莱阁妈祖庙进行调查时发现：妈祖之所以取代东海龙王成为主要海神，理由正是“当地居民觉得东海龙王不食人间烟火，再加上他的外表凶恶，与慈爱善良又具侠义精神的天后妈祖相较之下，妈祖显然略胜一筹”*。更重要的是，海洋的某些特性也令妈祖信仰具备向外发展的动力。由于海洋既可以使一个区域具有独立性，也能够联结不同的区域，海洋的形象是流动且不受限制的。是故，发端于海洋的妈祖信仰也具有了超越限定的属性。

二

自妈祖信仰诞生之日起，不仅有稳定的信仰人群、传说文本和仪式，还逐渐以其发源地——莆田为起点，经由海洋不断扩展。正所谓“文化”是自然的“人化”。那些生存、发展离不开海洋的人群皆参与了妈祖信仰的跨海传播，原因如下：

首先，妈祖信仰反映了他们对海洋敬畏与掌控交织的心理，体现了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他们而言，妈祖身上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丽的、罕见的或恐怖的力量，或者说是产生惊奇或惊异的原因”，这正是“理性无法洞察到的神秘世界所产生的光亮”*。其次，由于妈祖信仰具有神圣性和建构价值体系的能力，因而它能帮助这些在海上漂泊的人们规范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涂尔干所言：信仰本身是社会性的，是在社会群体中所产生的行为方式，意在“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是故，他们在接纳妈祖信仰的同时，也使神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个人或群体得以利用妈祖所附带的神圣资源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服务。如此一来，妈祖信仰便幻化为了一种“宗教资本”*。

渔民是较早走向海洋的社会群体。海洋的广袤无垠和产量的丰歉不定都会为渔业生产带来风险。于是，他们试图通过祭祀妈祖对上述风险加以规避。福建渔民于“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辰良机，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澳门附近的疍民*还围绕祭祀活动制定了详细的分工：“一条渔船上的妈祖祭拜活动，男主人居主导地位。仪式从起始到终结的整个过程按他发出的指令进行。但男主人必须掌舵，所以仪式的操作乃交给主妇。从街上购买祭品到船上仪式的具体执行，均由主妇负责。不过某些重要的程序则需要男性亲自动手，如燃放鞭炮。”*

同样的，伴随着渔民的空间流动，妈祖信仰也扎根于他们所建立的聚落中。据叶涛等人调查，直至当代，山东沿海的重要渔港，甚至较大的渔村仍建有妈祖庙。仅长山群岛就有妈祖庙6座。在没有妈祖庙的岛屿上，人们就用三块石板搭个小庙，以代替妈祖庙。有关妈祖的灵验故事，更是为不少渔民津津乐道，“娘娘送灯”*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尽管经济与文化发展模式几经变迁，然而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在这些以渔业生产为主的地方，始终难以消减。

除渔民外，商人们也促进了妈祖信仰的扩展。原因是，海上商贸活动经常充满不确定性，不仅有经营的风险，还有人身安全的危险。这使之将消除心理重压的愿望投射到了妈祖的身上。是故，妈祖信仰跟随他们的足迹，传往中国各沿海城市。在漳州海澄经由厦门到浙江、江苏、天津的海上商路上，就有不少地名附有妈祖名号。明清时期，闽南一带道士所写的《安船酌前科》中有云：

本港澳，请完至大担，妈祖小担，土地寮罗，天妃东澳，妈祖烈屿……往苏州，广澳，土地乍浦深港澳，妈祖；往上海，杨山，杨老爷，上海港口，天后娘娘；往天津，马头山，天后娘娘，大使爷，尽内头，妈祖，土地，养马岛，三官爷，土地公，朱五岛，土地清州庙岛，妈祖天津港口海神庙，海神爷。*

此外，妈祖还被供奉在商人们在上述城市所建立的会馆中。上海的潮惠会馆“前祀天妃，后之堂为楼，以祀关帝，左右祀财星、双忠。”*佛山的福建会馆 “中奉天后元君暨地藏仁师、龙母夫人，上祀文、武二帝，旁祀惠福夫人。”*进行完商贸活动后，他们酬谢妈祖的方式也独具特色。天津天后宫的妈祖像旁边就有大小不一的帆船模型。笔者在调查时发现：这些模型建造于明清时期，建造者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帆船模型之所以呈现出装满货物的状态，象征着他们在赚取商业利润后，愿将全船货物当做妈祖的祭品。足见，商人们既是中国沿海城市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妈祖的虔诚信徒。繁荣的商业与妈祖庙兴旺的香火互为辉映的局面，一直延续。

随着远洋贸易的发展，他们还将妈祖信仰从中国带到了亚洲海域其他国家和地区。《丰利船日记》中提到，当中国商人从浙江乍浦港启航抵达日本长崎进行贸易的时候，通常要奉祀妈祖：“初三日，未刻，领簿毕，同至楼上，拜天后圣母。下楼，拜关帝毕，即向诸东翁拜辞。”*在抵达目的地之后，相关祭祀活动仍在继续：“在清代，无论什么船只必定安放小妈祖像。以日本长崎为例，清代的船员们一到长崎便把小妈祖像奉安于某一庙内，出发时再移至船上。人们把奉安妈祖像与寺上的仪式称作‘奉天妃’……在长崎锻野屋町，至今仍有奉安妈祖像的棚，称为天妃棚。”*受中国商人影响，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也成为了妈祖的信仰者，并结合地域特色，加以借鉴、吸纳和传播。在朝鲜，商人们在出海之前，都要“于海边作天妃娘娘之殿，若发船则斩马、猪祭之。泛舟大洋，或遇风浪，船中人共念天妃悬笔，则其笔自落自书曰平安无事”*。由此看来，虽然从事远洋贸易是一段艰辛的里程，商人们对妈祖信仰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在他们的推动下，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分布开始具有超区域、跨国界的特点。

海上移民潮的兴起，则令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分布范围继续扩大。移民，简言之，就是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到达流寓之地后，移民们不仅同家乡维系着经济联系，还保持着熟悉的社会单位、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妈祖信仰也被植入到这些地方，前往新加坡的移民在登岸后，就以“亚答屋”为栖身之所，虔诚供奉从家乡携带的妈祖像*。随着社会地位的巩固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移民们还为妈祖建立了固定的庙宇。每到重大节庆和妈祖诞辰日，他们也会在妈祖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每逢正月十五和三月二十三日，都会在妈祖庙膜拜赶墟，演戏庆祝*。这不仅为了表达对妈祖的感谢，更是希冀妈祖保佑他们日后生活的平安与事业的兴旺。

三

妈祖信仰的传播，除依靠信仰者的空间流动外，还仰仗亚洲海域业已形成的地域秩序。滨下武志等人在建构“海洋亚洲”论时曾提及，亚洲海域的地域秩序是由册封朝贡关系构成的。虽然中国确立这一地位是依靠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某些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同样成为其与各国家和地区交往互动的媒介。中国对妈祖信仰的输出，便体现了“以权力和礼仪的威化教化四海”*的理念。

一方面，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妈祖持续不断的册封提高了妈祖的地位，这个过程始于12世纪中叶。到了元代，忽必烈亲封妈祖为“天妃”。18世纪中叶，妈祖最终被清朝统治者抬到了“天后”的尊位，并列入国家祀典。“今拟在御园内添建祠宇，著在龄添建赴清江浦祭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详缮陈奏，俟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供奉应迓神庥。将此谕令知之。”*另一方面，同亚洲海域各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航海活动推动了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和发展。郑和在下西洋时，便利用了妈祖的影响力，将对外交往、经济交流和信仰传承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通番事迹之记》中曾说，此行“历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尤其赖妈祖之护佑”，“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

可见，中国最高统治者虽将大陆视为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但是他们没有停止过征服海洋。将妈祖看作海洋秩序守卫者的观点一直为之所接受。在其看来，提倡和推崇妈祖信仰不仅意味着同中国沿海地区达成利益上的协调，还能加强对亚洲海域各国家和地区的镇定和教化。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鼓励，所以对生活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上至官方下至一般民众)而言，妈祖信仰便成为了正统文化的代表。他们希望对之加以接纳，以此表明认同文化从中央王国(中国)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是故，以亚洲海域的地域秩序为基础，妈祖信仰同样形成了网络化分布趋势。中国、东亚乃至东南亚的沿海城市及其周边岛屿、半岛都成为了这一网络的重要节点。

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扩展固然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这一过程同样暗含着对不同文化元素的包容与接纳。诚如濮德培所言，中国并不天真地担负“开化”的使命，把 “未开化”的民族提升到统一的高度，而是给它们充分预留自主空间，不希望抹杀其在文化上的特殊性*。据此，笔者也应审慎分析妈祖信仰在进入不同国家和地区后所形成的分化。

在中国本土的沿海城市，妈祖信仰不仅具有突出的海洋性，也呈现出与内陆民间信仰相似的特点。天津的妈祖信仰就长期处于华北内陆民间信仰体系的包围中。是故，作为外来者的它若要扎根立足，简单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入乡随俗”。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弥合神灵职能与民众诉求之间的差异，则是较为关键的问题。毕竟，当地人之所以崇拜一位女神，主要是为了在生育和健康方面得到庇佑。本为海神的妈祖显然不具备优势，内陆地区的诸多女神也拥有上述功能。于是，前者向后者借取仿效，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眼光娘娘、斑疹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妈祖信仰的神灵系统，还提供了一种暗示：妈祖与上述女神有着近似乃至一致的神格。

这既是妈祖信仰的转化成果被当地人接受的原因，更是其向内陆继续延展的理由。某些沿江、沿河地区，便建有妈祖庙。清朝官员在关于河神祭祀的奏折中特别强调“天后同日祭”。一些不靠近江河湖海的内陆市镇，同样是妈祖庙的所在地，山东周村、山西太谷县都是其中代表。只不过，因为人们在内陆活动的风险不如海洋，这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他们对妈祖信仰的热情。在一些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地区，妈祖庙的影响力便不及当地的水神庙。在山东济宁，除妈祖庙外，还有漕河神祠、泗水神祠、济水神祠。多数人不会舍近求远，供奉远道而来的妈祖。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改变，则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

毗邻中国本土的岛屿和半岛(包括琼州、台湾、琉球、日本和朝鲜)，不仅是内陆通往海洋的出口，也是不同海洋地带的交汇点。因为各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与角力在此持续不断，战争记忆便成为人们接受妈祖信仰的动力。妈祖在日本的扎根，就与明末抗倭战争记忆有关，凸显了战争对社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台湾妈祖信仰与战争记忆的关联同样紧密。只是，在当地神话中，妈祖起到了捍卫和平的作用。后来，他们建造妈祖庙，正是为了寄托守土保疆的愿景。

随着战争危难的平靖，这些地方的妈祖信仰在功能上发生变化，凸显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台湾与妈祖的发源地——福建省莆田相去不远，且福建移民较为集中，人们在传承妈祖信仰时不免强调亲缘关系，以此维系同原籍地的情感纽带。张珣在调查中发现，妈祖虽已由历代皇帝赐封成为全国性的神明，但仍保留了强烈的祖先神色彩。大甲妈祖“回娘家”仪式就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回娘家”，有三层含义：分香小庙回母庙，表示朝天宫与各地妈祖庙的关系亲如母女；分香妈祖像与朝天宫妈祖像相聚，凸显了神像之间的母女关系；分香妈祖回朝天宫与妈祖的圣父、圣母相聚，则强调了妈祖作为女儿的角色。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因各地妈祖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拟亲属关系*。自此，他们愈加乐于从中汲取力量，继而“超越个人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的经验，也使社区超越原有的地区性历史与空间，与外界更高层次的时空结合……达到了社区的凝聚”*。

依靠长距离贸易连接起来的岛屿、半岛，如香港、澳门、马来半岛、印尼群岛、新加坡等，接纳了诸多因战乱、人口压力和经济困境而背井离乡的中国移民。这些中国移民既对遭遇困境时接纳他们的国家、地区和民众抱有感恩之情，又有着诸多遗憾和恐惧，而且出于减轻海外生存压力的需要，他们还要有意识地采取策略，强化族群边界，用集体的力量争取活动空间。于是，经由其传承、发展的妈祖信仰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仅是沧海桑田的地标、社区历史的缩影，也包含了对迁居地的认同。

由于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是移民们的谋生手段，故妈祖作为海神的基本属性依旧被保留。马来西亚的某些天后宫内，就留存着乾隆年间的匾额，上书“海国安澜”*。香港的“天后环岛巡游”，意在祭祀海上幽魂、祈求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只是，对妈祖起源的解释，移民们似乎不以莆田妈祖的传说为依据，而是根据自身族群的历史。詹姆斯·沃森在对香港新界西北角厦村的妈祖庙进行调查时发现，据一些当地老人的说法：“她(妈祖)与我们这个地方最早定居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另外，定居生活的巩固，使得移民们愈加希望妈祖的神性符合现实利益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她顺理成章地充当了地方保护神。因此，各地妈祖庙的数量较为可观。据学者统计：香港妈祖庙超过80座；澳门妈祖庙有10座；马来西亚的妈祖庙有百余座。在泰国曼谷、乌隆府等地，主祀或附祀妈祖的庙宇也达12座*。

在移民们看来，妈祖庙不仅是信仰空间，更拥有社会(布令、联络、纪念乡勇)、司法(庙断)、经济(庙会)等多重功能。新加坡天福宫：“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妈祖)神像，特表尊崇……为我唐人聚会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肇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可见，妈祖庙作为共同的信仰和信仰沟通的场所，早已成为其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使之获得了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从而更为自信地参与迁居地的政治事务、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生活。

通过讨论妈祖信仰在上述三类海洋性区域的发展，笔者发现：虽然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希望从妈祖的事迹中引申出符合自身愿望的神职和神力，但是日久天长，上述内容不断累积，令妈祖集聚万神之能，成为万能之神。而且透过与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接触，妈祖信仰还提供了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历史背景的象征。这样一来，它在调节公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构建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四

在妈祖信仰重要性不断提升的同时，亚洲海域的地域秩序也发生着明显改变。进入19世纪后，西方国家在亚洲海域的强势地位日益显现。通过海上贸易、人口流动和侵略战争，它们也令该区域逐步构建起以条约为纽带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各沿海城市、岛屿和半岛充当了中国、亚洲与西方国家沟通、交往的中介。不同政治势力都试图对其加以控制，以便在这种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以中国为主导的地域秩序经受了严峻的冲击：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加强了对琉球的攫取，东南亚国家普遍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等。上述变化，既为亚洲海域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新局面，又令在此生存、发展的妈祖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基督宗教的跨海传播，对妈祖信仰的影响显而易见。为了证明宣教的必要性，一些传教士试图切断当地人与传统风俗、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对妈祖这一在该区域影响至深的神灵，他们不惜采取敌对态度。新加坡出版的《伦敦布道会月讯》披露：由于“当时南下南洋谋生的中国人都流行拜妈祖婆，以求其保佑一帆风顺”，部分传教士撰写了名为《妈祖婆生日之论》小册子，在妈祖诞辰日沿街分发，希望“从各方面驳斥妈祖神话故事中的许多矛盾，企图证明妈祖并非甚(什)么神通广大的神明。如果那位真神(上帝或耶稣基督)想处罚一个人，连妈祖也救不了他”*。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为给侵略军提供临时礼拜的场所，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闯入了天津东门外的天后宫，捣毁了在此矗立数百年的妈祖像。以上做法，正是为了满足他们在亚洲海域攫取文化特权的需要，有时甚至成为西方国家侵占各国家和地区，进而改变东方文明的方式。

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海域部分国家和地区掀起的反宗教运动对妈祖信仰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此处论及的反宗教运动，主要是指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改革者，利用“历史终结”的话语，“摧毁”他们认为是迷信、落后的民间信仰的社会运动。比如为了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清朝政府就力图在天津等沿海城市清除民间信仰的组织基础，没收寺庙及财产。中华民国政府更是多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迷信运动”。在这场运动的促使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反思如何对妈祖信仰加以批判性继承，邓颖超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知道，娘娘(妈祖)不过是拿泥做的，哪有神灵呢？在二十年前的那次皇会，如意庵烧死三百妇女……她若有灵，为什么不保佑娘家，竟被火烧了！为什么给她烧香磕头的妇女，为什么不管救护，反看着她们烧死。*

在邓颖超看来，妈祖信仰虽然是一种古老的信仰文化，但是其中也蕴含着诸多“不合时宜”的落后因素。倘若对之不加批判的全部继承，就会妨碍民众特别是女性群体树立自尊和自信，使之受到奴役，处于消极无知的状态。由此，身处亚洲海域不同国家和地方的人们也开始对妈祖信仰的精神实质加以反思，并自觉革除了某些落后于时代的因素。亚洲海域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妈祖信仰发生了诸多流变：

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妈祖信仰与基督宗教出现了紧密融合的状况。据洪玉华调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约120公里的妈祖庙内，就供奉有一座1603年由渔夫从海里打捞的圣母玛利亚塑像。该圣母像一直被当地人视为妈祖的分身。在妈祖诞辰庆典当日，罗马天主教神父甚至受邀主持祭祀仪式*。另外，人们在拓展妈祖信仰生存空间之余，也以推动现代化运动和都市化进程为目标。1936年天津皇会之所以举行，目的在于发展城市经济、振兴现代工商业*。不仅如此，一些在传统社会受到抑制的群体还在妈祖信仰的感召下，实现了自我赋权。比如它就帮助部分女性挑战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观念及文化，促进了性别权力关系的重整。程美宝发现，在广东赤湾的天后诞中，女性参与人数，较男性为多。女性之所以能够透过神权与男权社会相抗衡，“是历史给了它合理性，现实给了它合法性”*。

由此看来，亚洲海域的文化互动模式虽说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没有动摇妈祖信仰的发展根基。在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时，它反而衍生了不容低估的现代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促进本土文化的延续；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不但令妈祖信仰的传承继续保持完整性和独立性，更使之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亚洲海域各国家和地区的联络与交往。其标志就是妈祖庙的跨国联合。马来西亚雪隆天后宫曾从莆田祖庙迎回妈祖分灵金身，并于2004年举办“庆祝天后圣母千秋宝诞巡幸槟威海陆大典”。这不仅密切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信仰者之间的往来，而且从互动中巩固了妈祖信仰在该区域的独特地位*。

伴随着海外贸易和新的移民高潮，妈祖信仰还借助亚洲海域这个流动的平台，继续向世界拓展。据学者们统计，全世界的妈祖庙多达2 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柬埔寨、缅甸、文莱、日本、朝鲜、印度、美国、法国、丹麦、巴西、阿根廷等26个国家。共同传承妈祖信仰的经历，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无形的凝聚力。从此，妈祖信仰不仅代表了一种观念、习俗或是程序化的行为，更成为了寓意丰富的文化纽带。

结语

滨下武志的“海洋亚洲”论挑战了把亚洲文明看作内陆文明的定见，运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将亚洲海域视为互联、互通的网络。它不仅是政治、经济交往的平台，更是宗教、习俗、文化传播的媒介。

作为凸显中国乃至亚洲海洋文化特色的神灵信仰，妈祖信仰借助统治者的提倡和信仰者的流动，遍布于亚洲海域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网络化分布格局，各沿海城市及周边岛屿、半岛都是这一网络的重要节点。妈祖信仰与不同地域文化的结合，既显现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也折射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传统与人文环境上的差异。这无疑令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得到了丰富。

然而，西方势力的介入，改变了亚洲海域的地域秩序和文化交流面貌，妈祖信仰也由此经受了严苛挑战。基督宗教的跨海传播和本土反宗教运动的开展，都是带来挑战的直接原因。面对上述变局，在亚洲海域生存、发展的人们捍卫妈祖信仰的决心，难以动摇。同时，他们也着意从精神内核、组织结构、祭祀活动等方面对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推动妈祖信仰在促进亚洲海域各国家和地区交往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世界性的信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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