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译本和“梅”的翻译问题

原标题：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译本和“梅”的翻译问题

《金瓶梅》的德文译本

对于《金瓶梅》在国外翻译和研究的情况，王丽娜女士早有介绍，国内学者谈及这一点的时候多引用她的文章。

可能由于所掌握语种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这里就我所知的德文译本的情况简单补充如下：

迄今为止，《金瓶梅》的德文译本见诸记载的有四个：

第一个译本的德文译者是1879年格奥尔格·伽贝棱次(Gabelenz，Hans Georg Conon von der，1840.3.16-1893.12.11)的节译本。

伽贝棱次(亦译为：加布伦茨等)的汉语名字为贾柏莲，出身贵族之家，德国语言学家，汉学家，会24种语言(意大利语、汉语、满族语、蒙古族语、日语、马

来语等)。柏林东方语言学教授，所著汉语语法出版于1881年，1953年再版时未作改动。

据德国文字介绍：1879，Kin Ping Mei，les aventures galantes d’un épicier. Roman réaliste，trad. du Mandchou. Rev. orient. et

américaine(Paris) (pub. par León de Rosny).(内容仅仅是《一个食品商人的风流冒险故事》，译自满文，发表在巴黎东方和美国杂志上，出版人莱欧·德·罗斯

尼)

时间上晚于法国的巴赞（1853，仅一回），早于法国的莫朗（1912）。

严格地说，伽贝棱次的《金瓶梅》翻译这还不算译本。

从其译文题目可以判断，他对全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但其重要性在于他是德国第一个接触并翻译过《金瓶梅》的人。

德译本书封

第二个德文译本译者是奥托·祁拔(Otto Kibat，1880-1956)和他的兄长阿尔图尔·祁拔(Arthur Kibat，1876-1960)。

1928年出版了第一卷(前十回，GothaEngelhard-Reyher Verl)，1932年出版了第二卷(11-20回)，然后就是法西斯统治时期，《金瓶梅》在德国遭禁，书版

被毁。

但是，祁拔并未停止翻译工作，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的《金瓶梅》翻译也告完成。

但是，德国的出版社因为有下面提到的库恩的删节本翻译传播太广而没有出版社再出版该书，而译者也不愿意在前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德国出版，最后才由更

重视学术价值的瑞士天平出版社出版。

完全出齐六卷本全译本从1967年一直延续到1983年。这个译本忠实、严谨、认真，没有一点删节，连诗词也全部按照诗的形式译出。

前五卷是正文，第六卷是译者所作的注释。这个译本在德国汉学界评价很高，被认为是可以引证的经典。

在翻译的过程中，奥托的兄长阿尔图尔自学了汉语(精神可嘉！)帮助弟弟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详细介绍参见《<金瓶梅>德文全译本译者祁拔兄弟及其

他》)

1991年在台北《文讯》杂志(月刊)第6第7期连载和1994《徐州师院学报》)枣庄第二届《金瓶梅》国际学术讨论会接受了我的建议，邀请了奥托·祁拔的两位

女儿参加了会议。

她们向“金瓶梅学会”赠送了一套德文全译本第一版珍贵的精装本(六卷)。

这个译本可能是迄今为止《金瓶梅》在国外最忠实、最严肃、最认真的一个译本。

第三个德文译本译者是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984-1961)，1930年德国英泽尔出版社出版。

库恩是德国知名度较高、翻译中国文学名著最多的汉学家，他的节译本《西门庆和他的六妻妾的故事》，像《红楼梦》译本一样，都是删节本。

他的《金瓶梅》译本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不得超过一定的页数，所以，库恩把与西门庆与六个女人之外的故事一概删掉，只留下一条西门庆和女人的主线。

因此，这个译本就给欧洲人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金瓶梅》不过就是一部淫秽小说！

这个版本被转译成许多欧洲的文字，传播很广。

这部书在纳粹统治后期(1942)也被禁止。再后来也一直被放在书店的淫秽小说书架上。

可以说，这个译本是不严肃的，给这部世界名著造成了不良影响。

直到祁拔兄弟的全译本问世，加上德国汉学界的公正的评价之后，被当作淫秽小说的《金瓶梅》才从淫秽小说的分类移至世界名著的类别里去。

第四个译本译者是马里欧·舒伯特(Mario Schubert)，瑞士维尔纳·克拉森出版社1950年出版，只有331页。

现在，德国汉学界已经公认《金瓶梅》是“一部反映明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德文译本在德国的传播史特别有趣的见证了这部文学名著的命运。

德译本 内封

“梅”译成“李”后引起的误会

200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为梅伸“冤”》，因为德国人(其实英国人、法国人也是如此)把《金瓶梅》的“梅”翻译成“李”。

于是，“金瓶梅”就是“插在金花瓶里的李花”！

祁拔把“梅”译成“Schlehenbluete”(黑刺李子花)。

库恩把“梅”译成“Pflaumenbluete”(李子花)。

无论是黑刺李子花还是李子花，都不正确。

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希保尔特把梅花命名为“日本杏花”。

另外还有“酸樱桃花”等多种译法。

这些译法对没有见过梅花、毫无梅花概念的欧洲人来说，“梅”不仅失去了植物学特征，“梅”的文化内涵也完全被抹煞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5年瑞士植物学家在介绍“郁李仁”的时候，完全把“梅”和“李”混为一谈。

她把中国人“画梅”和用诗歌“赞美梅花”之风安到“李”身上，同时介绍了句乐府诗《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

冠”可见这些明显的混乱，都是翻译错误造成的。

梅被翻译成李，李被当作梅，或者说，只有李没有梅。

更有甚者，2000年科隆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彼得·魏德哈格(Peter Wiedehage)写了一篇400页的博士论文：“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

他在考证并指出过去梅花译名混乱和错误之后，为了简便起见，把“梅花”统统翻译成“杏花”，

博士生的导师也默认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德文中对“梅”的翻译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李花图

《为梅伸“冤”》一文的后果

我看到这位博士的论文之后，感到十多年来就想说的话不能不说了。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梅伸“冤”》的文章，讨论“梅的译名问题”。

然后我把此文译成德文，寄给德国的《明镜》周刊和德国的朋友。

在明确指出德国人在“梅”的翻译问题上的错误和列出梅、李、杏的植物学特征的异同之后，我建议道：在翻译本国没有的外国植物时为什么不能直译其音

呢？

“咖啡”和“茶”不都是这方面的榜样吗？梅、李、杏固然同属一家“蔷薇属”，但这“三姐妹”各有其名，不能混淆！

可以想象，《明镜》周刊没有刊登我的文章，也没有给片言只语的答复。

但是，一位曾跟我学了一年汉语的在植物研究所(搞树木栽培的)的研究人员和一位准备来中国旅游先跟我学习中文的诗人接受了我的观点，于是，引发了一连

串的故事。

前者把我的文章转给他在柏林洪堡大学园艺系任教的同学。

这位教授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很高兴，接着转给德国品种局的一位同事看。德国品种局对梅花有了兴趣！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对梅花的认识也大大深入了一步，同时知道了国内有一位从事梅花研究六十年的“梅花院士”陈俊愉教授。

2004年回国休假，我专程到武汉找到中国梅花研究中心，希望他们把我的《为梅伸“冤”》的文章转给陈教授。

回北京后恰巧看到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世纪之约——梅花院士陈俊愉痴迷梅花六十年》的报道。

我通过北京电视台联系并拜访了陈俊愉教授，得到陈教授赠送的关于梅花研究的专著。

北京电视台为我刻录了第一份光盘带回德国。

这时候我知道了“梅花院士”于1999年被任命为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之后，梅花作为汉语拼音的正确名称也从此得到了国际上的确认。

在我进一步向洪堡大学园艺系专家介绍了“梅花院士”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到了正式答复：德国品种局决定引种梅花并且请我帮助联系陈俊愉教授。

我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陈俊愉教授之后，陈教授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他的梅花研究和向世界传播的突破。

2005年武汉梅花节期间，我应邀参加。他亲自拟定中德引种梅花到德国科研的协议书。

我带回德国，翻译成德文之后交给德国方面。双方协商约定2006年4月18日中国梅花代表团访问德国。

陈教授亲自和中国梅花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一道选择梅花优良品种二十种一百株作为赠礼和研究基础。

正当中国第一个梅花代表团紧张地办好了签证、植物检疫等各种手续准备启程的时候，德国品种局变卦了，说品种局没有得到政府财政上的支持，关于品种

保护应承担的部分没有得到政府确认，甚至连代表团在德国境内一周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保证。

结果当然是我们的代表团没有成行，这项科研合作被无限期推迟。

那位德国诗人不仅迷上了梅花，写了渴望看到梅花的诗，请我翻译成中文，希望在中国旅游期间找一位中国画家给他的诗配画。

在来中国旅游的一路上让导游为他指点……一个“梅”字的翻译问题也能引出这么多文章！

梅花图

结束语

《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在德国的命运及其影响，反映了文化交流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和重视。

这就是：翻译家的责任和出版社的义务。

翻译家是不同文化之间桥梁的建筑师，应该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庄严的事业，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忠实地把异国最优秀

的东西介绍给自己的人民。

翻译家犯下的错误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障碍。而出版社是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不同民族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重要机构，绝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

义。

文章作者为德文翻译家

本文获授权刊发，文章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九辑，2009，齐鲁书社出版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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